我在WTO任大使時，有一回與該機構副祕書長布魯那（Karl Brunner）聊天，瞎掰「中國共產黨與德國共產黨，哪一個比較壞？」這有點像兩個小學生在討論「是你的老師比較凶還是我的老師比較凶？」純粹是茶餘飯後。由於我們彼此都只有單一觀察，所以也沒有什麼把握肯定地下結論。
哪一群人比較壞，是新鮮生猛的「比較歷史學」
布氏對德國共產黨的感受，是有個人經驗的。他家住柏林，但是有個哥哥在冷戰時期身陷東柏林，他們兄弟之間偶有通信。有一回東柏林的哥哥在信中表示，希望有機會移居西柏林，結果信件被檢查。東德情治機關單單因為這封信，就以「意圖通敵」之類的罪名將他哥哥入罪、下獄數年，一直到柏林圍牆倒塌之後，哥哥才重獲自由。我相信這個經驗刻骨銘心，也使布氏很難相信，世界上還有哪個極權體制，能夠比東德共產黨更可惡。
隱隱然，我認為中國共產黨更可惡、更扭曲人性。這個感覺，當然是有背景基礎的。在讀畢《唱垮柏林圍牆的傳奇詩人》與《18個囚徒與2個香港人的越獄》兩本書，有更多的資料背景，能夠幫助我把「極權體制比爛研究」這個題材，做更系統性的探討。
二十世紀的共產極權體制，蘇聯當然是老大哥。東德、蘇聯統治下的東歐諸國、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都是蘇聯老大哥所教出來的小老弟。毛澤東早年說「跟著蘇聯老大哥走」，應該是真心誠意的。《唱垮柏林圍牆的傳奇詩人》書中描述，東德共產黨也是看蘇聯臉色行事。即使是一九二○年代的中國國民黨，也與中國共產黨是同胞兄弟，當年孫文確實吸收了不少蘇聯的統治方法。
各國共產黨系出同門，但如今皆掛羊頭賣狗肉
但是「系出同門」並不表示沒有優劣之別，而就「比爛」而言，後起的共產黨政權也未必不能青出於藍。以下，我試圖將文獻中讀到的極權體制種種彼此參照，做一番比較。
林彪、鄧小平兩人，都曾經將「馬恩列斯毛」並列；說他們是「共產主義體制的五大巨人」。但是把馬克思與恩格斯兩位拿筆桿的與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這三位拿槍桿的並列，恐怕是抬舉了馬、恩二人；他們兩個人的道行，差得遠了！馬、恩二人只是畫出一個「共產社會」的烏托邦圖像，完全沒有想清楚要如何達成烏托邦。照毛澤東的描述，馬、恩似乎以為無產階級革命只是請客吃飯，做文章，繪畫繡花，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毛氏對革命的了解更為精確：「革命就是暴動⋯⋯」。
另一方面，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三個人所完成的革命政權，也都與馬克思、恩格斯所鼓吹的共產主義，沒有什麼關係。列斯毛三人都清楚看到了奪取政權的暴力本質。但是他們的奪權就只是奪權，一番血腥鬥爭之後，原先揭櫫的任何革命目標，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依據極具權威的《世界不平等報告》所載，撇開中東產油國、戰亂地區不談，今天全世界所得分配最不均的前幾名是印度、俄羅斯、巴西、中國、南撒哈拉、美國，這前六名就包括了中國與俄羅斯兩個號稱實施共產主義的國家。「共產」國家能夠產生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嚴重的貧富不均，這不是掛羊頭賣狗肉，是什麼？
看清共產主義之惡，需要的時間非常長
為什麼賣狗肉的中國與俄羅斯，還要堅持掛著「共產主義」、「共產黨」的羊頭呢？那是因為，卸下了羊頭，這兩個國家的統治集團，就完全失去了騙人的幌子，會動搖統治基礎。一百多年前，「共產主義」的確是有理想性的召喚；不只是召喚工農群眾，更召喚了知識分子。當年的孫文、李大釗、魯迅等人，都是在國外喝過洋墨水的，但也都深受共產主義影響。
德國的詩人兼作曲家比爾曼（Wolf Biermann）自己也說，他的父母親都是共產黨員，他自己從小也對共產黨執著，正因為如此，才一直不願意離開東德。比爾曼這樣的執著，一直要到近六十歲才扭轉。但是，比爾曼的轉向是經驗性的，不是理論性的。撰寫《中國的古拉格群島》的廖亦武也提到，魯迅的學生胡風後來被毛澤東鬥，但至死都還只是覺得毛澤東誤解了他，還沒有正視共產主義之惡。
就總體經濟面向看，中國的共產主義實驗，要到大躍進、土法鍊鋼之後才露餡。蘇聯則更晚，該國在一九七○年代之前經濟成長都超越美國，發射人造衛星也領先，一直到七○年代末，蘇聯的經濟才顯露危機。在七○年代，美國還有不少學者到蘇聯參觀，回國之後高度讚揚蘇聯計畫經濟之好。台灣到了二十一世紀初，還有朱雲漢等人在盛讚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老共也努力向國際做大外宣。種種跡象顯示，在強勢宣傳之下，要全世界都看清楚共產主義的邪惡，恐怕還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我想換個角度，從理論面解釋，為什麼推動共產主義必然走向極權與獨裁。
財產權與政治統治的互為依存
雖然許多人對於一九七○年之前的蘇聯與一九九○至二○二○年中國的經濟快速成長有不同的解讀，但是大家對於中國、俄羅斯、冷戰時東歐諸國的壓抑人權、迫害民眾，看法卻相當一致。這裡有個根本問題：為什麼共產主義國家都在壓迫人權？為什麼比爾曼所描述的東德，與廖亦武描寫的中國，其欺壓凌虐人民竟然若合符節？所以我必須要先解釋：共產主義經濟，與政治極權是一體的兩面；如果政治不獨裁，共產經濟根本沒辦法運作。財產若是私有，要強推獨裁也極為困難。
在民主自由、財產私有的資本主義社會，有兩類因素促使社會遠離獨裁。其一：私有財產本身就涵括了附帶的處分權，因此至少你的房子、你的汽車、你的土地要如何處置，其決定權在你，不是由國家或政黨決定。這些決策範圍雖然不大，但頻率卻非常高，至少創造了許多獨裁者力所不及的區塊，有「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自主感。其二，私有財產也使個人對於財產相關的公共政策有強烈而堅定的意志，他們遂有參與、影響、改變政策的強烈動機。例如，土地所有者才會奮力抗爭土地徵收、股票大戶才會努力遊說股利降稅⋯⋯這些「因為自己財產利益」而涉入的政策關注，自然而然強化各個領域的社會凝聚力，也容易迫使想要一意孤行的政治勢力退讓。當私有財產範圍越廣，社會各階層關注的政策也就越多元，其所產生的社會力就越大，當然形成更強的政治制衡。
即使在西方民主國家，也有許多人忽略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先驗「定格」的重要性。桑思坦（Cass Sunstein）與塞勒（Richard Thaler）兩人在二○○九年寫了一本書Nudge，中文翻譯為《推力》。他們在書中強調，主政者不必太過干涉人民，只要輕推（nudge）一下，引導或扭轉方向，就夠了。他們說，這種輕推，是父權自由主義（paternalistic liberalism）。但是此中謬誤甚多！與共產主義一樣，桑思坦與塞勒兩人忽略了最最關鍵的問題：誰是決策者？誰在推人？誰是被推的人？如果先驗上有些人就注定要被別人推，那麼這還能叫「自由主義」？所以，輕推或重推，沒有差別；主詞與受詞的先驗定格，那才是極權思想的關鍵。在共產社會，拿走人民財產的是「主詞」，被拿走財產的是「受詞」，主與客一旦定格，就絕無自由可言。
列寧主義的創新
「共產」制度拿走每一個人對全部社會資源的所有權，但是整個社會資源終究還是要有所歸屬。要如何貫徹這個以共產為名的極權體制呢？這就是列寧的創新了。他創建了一個以「共產黨」為核心的控制體系：工廠有黨、軍隊有黨、政府機關有黨、地方社區有黨、工會有黨、監獄有黨、學校有黨⋯⋯事實上依中國的規定，所有超過三個以上黨員的群體，全都要成立黨組織。所以今天在中國，阿里巴巴、富士康、華為⋯⋯所有上市上櫃公司，全部都有黨組織，都有黨委書記。列寧這一套武林祕笈傳給了中國共產黨、東歐各國共產黨，也傳給了國民黨。
五十年前，台灣各大學都有校園黨部；民間企業只要有點規模的，也有黨組織。理論上，每個黨組織承接上級黨部的指令，執行由上而下的決策。所以，整個國家的決策體系，是透過「共產黨組織」而層層串接。名義上，這個國家是個實施共產主義的國家，因為到處都是共產黨組織。但是實質上，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極權體制；全國各個學校、企業、政府部門⋯⋯都由各級黨部控制，而各級黨部則由上層的黨書記依序控制。列寧的創新設計是政治性的，其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還有沒有關係，完全不是重點。
但是東歐國家學列寧的黨國體制，就沒有中國學得到位。事實上，毛澤東真的是把列寧的極權控制體系，玩到青出於藍。怎麼個青出於藍呢？讓我舉幾個對照的例子做說明。
毛澤東極權控制的青出於藍
例一：在《唱垮柏林圍牆的傳奇詩人》書中，作者比爾曼是東德的歌唱家兼詩人，經常帶著他的吉他四處演唱，其歌曲歌詞都是比爾曼自做，極盡諷刺主政者的迂腐顢頇。美國知名女歌手瓊．拜亞（Joan Baez）到訪，也能順利與比爾曼會面。
但是比爾曼的故事在同時間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是不可能的。我們讀知名畫家、文學家木心所寫的〈雙重悲悼〉一文即知，中國共產黨統治下對藝術家、音樂家所製造的普遍恐懼，恐怕十倍於東德。木心說，當年任何一幅水彩畫，都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汙染，文革期間畫家爭相把畫銷毀，以免成為被鬥爭的題材，甚至連藏在盆栽土壤內的宣紙，都會被搜出來。
因為畫是毀定了，所以「人在畫在」、「人亡畫在」皆不可能。「人亡畫亡」划不來；唯有「人在畫亡」一個選項。於是畫家們自動毀去畫作，苟延殘喘地活著。木心在此期間入獄兩次，打斷他三根手指，令他無法再作畫。對照而言，比爾曼還有一雙能撥弦按音的手。德國共產黨比之中國共產黨，和藹多了。
例二：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記述蘇聯時期的集中營，記載了不少逮捕、拘禁、作秀式審判。可是如果讀廖亦武《18個囚徒與2個香港人的越獄》以為對照，我們就會發現：相同時期中國的政治鬥爭，更普遍、更隨機、更大規模、更令人髮指。中國古拉格群島遍布之廣，遠非蘇聯能望其項背。
中國摧殘人權，殘忍淒苦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六○年代掀起的土改鬥爭，是全國廣泛的農民清算地主。毛澤東要徹底摧毀原有的一切農村價值，所以不能只是政治上由上而下鬥爭，必須要由廣大農民由下而上。因為由下而上鬥爭規模超級龐大，就必然涉及報復、惡意、借刀殺人等算計，不但過程狠毒，也把人民心底最邪惡醜陋的陰暗面，全都勾了出來。廖亦武所撰寫的淒苦文學，我連讀起來都感到錐心之痛，遑論身歷其境之人？你說，毛澤東與斯大林，誰更能製造淒苦？
例三：歌手比爾曼聲名大噪之後，東德不太知道怎麼處理這位異議分子。後來東德允許比爾曼赴西德演唱，然後就撤銷他的護照，讓比氏回不了東德，形同被驅逐出境。對照來看，中國如何對待異議分子呢？
你看看劉曉波吧。他也不過寫了一份內容普通的〈零八憲章〉的文字，就被捕下獄。比爾曼名聲大，但是劉曉波獲頒諾貝爾獎，名聲更響吧？中國不但不讓他出國領獎，還制裁頒獎的國家挪威，禁止該國鮭魚進口中國，長達八年；這是挪威前駐WTO大使咬牙切齒親口跟我講的。至於劉曉波，國際名聲反而讓他關更久，關到死都不准他出國就醫。二○二○年，中國外長王毅甚至警告瑞典：不准頒諾貝爾和平獎給中國異議人士。你說，中國共產黨與東德共產黨，誰比較病態？
毛澤東生活監控，滴水不漏
例四：比爾曼在書中描述他的生活，整體而言，日子苦一些，但是沒有什麼飢餓。他經常被祕密警察監控，但是到朋友家拜訪、唱歌，倒是沒有禁止。然而中國呢？毛澤東搞的土法鍊鋼、大躍進，造成數千萬人飢餓死亡。「飢餓」在當年的中國根本是普遍現象；當時有人開玩笑說，「全中國的胖子大概只有一百人，毛澤東是其中之一」。
至於中國的社區監控，讓我描述一個人口學文獻上記載的例子：為了有效控制人口，中國強制執行「一胎化」政策，避免已經有一個孩子的母親再懷孕。許多城市的「街道委員會」，在巷子口牆面上貼上一張大海報，記載著這個巷子裡每個婦女的「月經起訖時間紀錄」。每個女生連最隱私的月經時間都是貼在巷口，你說，中國共產黨的監控，比起東德共產黨，做得如何？
例五：比一比殺人吧？唉！這種比較非常無聊。但是如果從中能夠凸顯統治者的心態，那還是有意義的。東德與東歐諸國的共產黨，都是斯大林的小老弟，殺人與殘忍還不能與斯氏相比。依據維基百科，斯大林所搞的鬥爭、清洗政敵，頂多整死大概百餘萬人。毛澤東呢？五○年代清算地主，失蹤自殺的不算，依據他自己的估計，大概殺了兩百萬人。大躍進時的大飢荒，餓死數千萬人。文化大革命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大概在數百萬到兩千萬人之間。最駭人聽聞的，是毛氏與赫魯雪夫的對話。毛說，他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在中國，由中國引誘美軍深入，然後請蘇聯向中國投擲原子彈，一舉殲滅美國主力軍隊。中國人可能死亡四億（當時人口六億），但是很快就可以補上⋯⋯你說，這樣病態的殺人政權，普天之下誰能企及？
例六：共產黨極權統治者當然都是鬥爭高手，但是堪稱戰略專家的，恐怕沒有人能與毛澤東相提並論。毛氏提出「口袋戰術」，用之於國共內戰與韓戰，讓國民政府與美軍皆傷亡慘重。毛氏的游擊戰術十六字「敵進我退、敵退我追、敵駐我擾、敵疲我打」，則更有代表性。這十六個字不但刻畫出游擊戰死纏爛打的精髓，更凸顯毛氏心中完全沒有「成本」的影像。我追、我擾、我打，都是要付出我軍代價的。正常的軍事布局，都是要在成本與戰果之間取得平衡。但是毛澤東不是；他只看戰果，不計代價。戰果是他的政治勝利，代價是別人的生命犧牲。你說，這樣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會治理出什麼樣的國家？
瘋子即使死去，餘孽猶存
任何一個極權體制，都是由一個「極權者」建立的；天下是他打下來的、政治控制是他搞定的。極權體制有多爛、多可惡、多扭曲人性，就要看這個創建極權的「始作俑者」有多病態、多邪惡、多喪心病狂。例如希特勒，他搞集中營、屠殺幾百萬猶太人，大概是邪惡的標竿型人物。又如毛澤東，他搞人民公社、大躍進、土法鍊鋼、文化大革命，搞死幾千萬人眉頭不皺一下，應該也是病態邪惡的典型。希特勒是病態地仇恨猶太人，但是毛澤東卻不止於仇恨一個特定族群；他把所有對他無限極權有阻礙的人，全都視為「要清除的對象」。所以毛澤東所直接間接殺掉的人，可以十倍於希特勒。
毛氏不但堪當古今中外殺人冠軍，他對於「體制」的摧毀，大概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秦始皇的焚書，只是焚掉書的文字。但是文化大革命，卻是從根本面焚掉書的正當性。文革時「不會出問題」的文章，大概只剩下毛澤東或是魯迅所寫的；其他所有的書，還是擔心會出問題。秦始皇的坑「儒」，其實只是坑掉一些醫卜人士。但是文革期間，絕大多數讀書人的下放勞改、高考停擺、升學看「手上老繭」決定，是完全坑掉「知識」。為了權力鬥爭，毛澤東什麼都幹。
我們經常聽人說，一個人的聲譽要建立，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要毀壞名譽，卻可以在一夕之間。摧毀文化的過程卻恰恰相反：你要搞文化大革命，可以在短短幾年之內毀掉文明；但是毀了之後要重建，卻是極為困難、漫長。像毛澤東這樣喪心病狂的領導人，他統治中國三十餘年所帶來的政治、文化、社會衝擊，恐怕會影響非常非常長久。文革之後，中國整體經濟文化氣氛大亂，即使鄧小平掌權，推動改革開放，也要十幾年之後經濟才漸上軌道。毛澤東雖然死了，但是當年在文革期間耳濡目染的習近平，你認為有沒有感染到毛氏病毒？
對中國共產黨，有兩重悲悼
為什麼殘暴統治的陰影會揮之不去呢？中共是不是如馬英九所說，已經「改邪歸正」了呢？讓我再說個木心的故事。在他〈雙重悲悼〉一文中，木心提到他繪畫老師林風眠，因為年輕時的水彩繪畫在文革期間全部銷毀了，所以在文革結束後，林先生試圖重拾畫作。但是木心說，文章、樂譜燒了還可以靠記憶重寫，但是畫作，就是沒有辦法重繪。如果畫可以重繪，那就不會有所謂「神來之筆」。文革之後林風眠已過高峰，他在文革受到打擊是悲悼，但是在文革後想要重繪已然無法再現的畫風，那是「雙重」悲悼。我幾次讀到這裡，心裡都難過得難以自持。
極權狂人對文明的摧殘，是難以在短期重建的。硬要去搞幾百間孔子學院或是重建大國形象，都像是重繪原畫，都有一種極為勉強的空虛。
在毛澤東殘忍暴戾數十年統治之後，中國似乎已經習慣了人命如草芥，所以才會在一九八九年六四民運時，有「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穩定」這樣的狂犬病邏輯。台灣今天的處境危險，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千百年難得一見」的人魔毛澤東肆虐之後，已經離人性的溫暖太遙遠。台灣的危險，不是因為鄰居有多少戰機、有幾艘航空母艦，而是因為對我們有敵意的統治者離「文明」太遙遠！他們從一九五○到一九九○年狠狠摧毀了文明的溫暖，那是一重悲悼。現在又試圖強用經濟力、用戰狼的帝國姿態，去勉強填補還未能復原的文明空虛，這不是第二重悲悼嗎？
＊作者為美國密西根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研院副院長、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我國駐世界貿易組織（WTO）常任代表等職。2010年獲選第三世界科學院（TWAS）院士。2017年復獲選美國國家科學院（NAS）海外院士，是亞洲第一位獲選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本文選自作者新著《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印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