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延丁專欄：我乾了，您隨意─見證真實的中國

這一次環島，是陪著中國紀錄片導演趙亮的《上訪》走臺灣，看看中國，想想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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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我做公益二十幾年，就像上訪者是少數一樣，公益人也是少數、另類，總會引發很多好奇：「這樣做有用嗎？」「別人不理解，傷心嗎？」「見不到效果，後悔嗎？」……

還是那句老話：我乾了，您隨意。

「我乾了，您隨意。」自己盡力，不問結果，唯求心安，無干他人。

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是我和我的國家的一個約定。

看到一個不同的中國、真實的中國

不瞭解中國，不符合臺灣人的利益。那麼臺灣人是怎麼瞭解中國的呢？

摘一段青平臺的活動介紹：

論及中國，我們時常將其評論為「大」和「壞」：「大」，其銳不可擋的成長趨勢？「壞」，廣大的中國人民們仍然陷於共產魔爪無法掙脫貧窮的牢籠，兩岸人民的政治意識仍然處於敵對？如果你曾訪中國，或者與中國人交流，可能發現事情並不如舊有看法那樣單一，你會窺見與我們自身土地相仿的有機元素，諸如：對自由民主的嚮往、對人的憐憫關懷，對國家機器的無聲控訴，在現今中國社會正以不同的樣貌，自下而上萌發、演進著。

「李明哲事件」是個重大個案，我們看到了甚麼？中國當局為何如此積極打壓「第三部門」？是否反映著中國社會某種程度的崛起與改變？你我可能都認為中國是一隻難以捉摸的巨獸，但對於他正發生的改變可能多有「感知」，只是選擇忽視。「擱置爭議」或許是政治上暫時的策略，但認識中國儼然刻不容緩……

痛感臺灣人對近在咫尺的中國瞭解之少。跟臺灣朋友說起中國，一般介紹他們看兩本書、一部片，這一部片，就是紀錄片《上訪》，兩本書，有我去年在臺灣出版的新書《敵人是怎樣煉成的》，另一本是1991年臺灣出版的老書《黃禍》。

以此看到一個不同的中國、真實的中國，不再僅僅是「大」和「壞」。

紀錄片《上訪》主要拍攝場景是上訪村，北京南站的原址。北京南站，占地50萬平方米的現代化建築是北京之「大」的體現，日客流量20萬人次可謂世界之最。這樣的北京南站、這樣的一個北京，是真實的。

北京南站曾經有個「上訪村」，傷痕累累的訪民懷抱洗刷冤屈伸張正義的希望來到北京，卻流落在骯髒的棚區在刁難抄撿和截訪遣返中惶惶不可終日。北京南站是真實的，上訪村也是真實的。《上訪》讓人看到那個光鮮亮麗的北京的另一面，上訪村的北京，和北京南站的北京，都是真實的。上訪，讓人看到了繁榮強大的中國的另一面，都是中國，都是真實的。

《黃禍》以1989年「六四結」為啟端，以對中國社會政治矛盾交織的獨特分析為脈絡，虛構台海兩岸衝突走上核戰爭，「黃禍」危及全球、世界陷入絕境的恐怖情景。這樣的中國，和「大國崛起」的中國，都是真實的。《黃禍》曾經是我二十幾年前的啟蒙書，這是中國的危機預言，也是一部寓言小說，虛構出來的中國政治勢力互相傾軋、國家崩潰、道德淪亡、信仰危機、政府失能、社會失控正在中國當下實地上演，難怪儘管網上有無數免費下載版本，但二十幾年過去，這本書還一直在新版重印。明明是二十幾年前的虛構作品，但又是當下中國的真實寫照。

2014年，我因「顛覆國家」被抓，有關部門不屈不撓想審出一個危害國家安全的大案要案，但我對他們說，我根本就不care那個，中國政府是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政府，幾乎不可能被顛覆或者推翻。我關心的，是中國的崩潰，跟一幫志在「破案立功」的員警談這樣的問題，要多詭異有多詭異。更加詭異的是，我居然會請審我的人讀《黃禍》，直到現在，一想起來就讓人哭笑不得。我一再引用2013年《黃禍》作者王力雄的話：

「首先談的不應該是中國的危機，而是中國的穩定。恰恰是在這種穩定之下，讓人看到最大的危機。一個真正穩定的社會應該同時並存多重整合。單從組織整合而言，政權只是之一，民間組織、宗教組織、多黨制度等，都應該發揮整合作用。表面上，多元組織會產生競爭，形成衝突，然而對真正的穩定卻不可少……也可以在政權失效時維繫社會，使之免於崩潰。但是今日中國，卻是其他整合機制都不存在，只由政權獨自壟斷整合社會的所有功能，而政權只能歸於一個黨。凡是可以替代那個黨的，皆被壓制或鏟除，任何在那個黨之外的力量都要消滅。唯有那個依靠政權行政體系和員警手段的黨，巨細無遺地管理十三億人……」

說到「巨細無遺地管理十三億人」，我自己被抓的經歷恰是例證，那件事情已經寫了一本書，不再重複，可怕的不是我自己的命運，而是這個政權的未來、中國的未來。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和官僚資本主義本有死結，二者之間的畸型結合，必定導致崩潰。王力雄說：「正是這種對黨而言的穩定，成為中國的最大風險——只要那個黨垮臺，整個社會就同時失去整合。在這個意義上，中共把中國變成了人質——只要中共亡，它也讓中國同歸於盡。」

這個隨時都可能崩潰的中國和強大不可一世的中國，都是真實的。

我建議臺灣人：想瞭解中國、瞭解中國與臺灣的關係，請讀《黃禍》。不僅體會獨裁專制中國的強大對臺灣和世界的影響，也看到中國崩壞對臺灣產生的影響，對這個世界產生的影響，對每個人的影響。

想瞭解八九六四之後中國民間社會的艱難復蘇，以及詭異處境，請讀《敵人是怎樣煉成的》。《黃禍》站在8964展望中國崩潰對世界的影響，而我這本書則是倒敘，開頭是我因「顛覆國家」被抓，這是「習李新政」顛覆國家第一案，自此拉開嚴酷打壓社會的序幕。這本書借我受審的應對回顧了中國人自8964之後如何在「沒有社會的社會裡」建設社會。這麼多年，我們做建設社會的基礎工作，是在與那個必定到來的崩潰危機賽跑、與「黃禍」賽跑。

「中國需要你這樣的人」。我沒聽錯吧？確實沒有聽錯，審我的人都這樣評價我，評價中國的NGO：「中國需要你們這樣的人」（《敵人是怎樣煉成的》頁）。但在他說出這樣的話之後，依然會繼續抓人，抓了很多人，這是中國對公益組織的第一次大逮捕，而且此後還有更多的逮捕和系統的打壓。讚歎我們的員警和瘋狂抓人的國家機器，都是真實的，這就是中國。

從事社會建設與崩潰賽跑，和身陷頂極罪名「顛覆國家」，都是中國民間組織的現實處境。這樣的中國，都是真實的。要想瞭解真實的中國，就要看到中國的這些面相。

這麼做有用嗎？

「這麼做有用嗎？」——又回到了那個永恆的問題。如果針對中國的崩潰，實話實說，我必須承認：沒用。

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確定中國的崩壞不可避免。

但建設社會，還是要做。是我自己要做的，是為我自己做的，為自己心安。

《上訪》裡有位三十多年的老上訪潘大媽，她上訪不為自己，為了「冒著共產黨的腐敗……把正法豎起來」。在棲身的窩棚被摧毀後，潘大媽坐在廢墟上，為中國的未來憂心忡忡：「我在這裡上訪見到人越來越多，這個國家要怎麼辦？難道是要等所有的人都反了嗎？」

我最早看到這個片子是2010年，當時正在四川，做512地震後的長期救援，我說我們這班人跟潘大媽差不多，都是吃三聚氫氨的命，操三個代表的心（更多參見「風傳媒」：《 千里之外的故事，近在咫尺的隱喻》）。512地震後，百萬志願者、近千NGO組織齊聚四川，是我們自己要做的，為滿目瘡痍的土地，也為我們內心深處的願望。

結合正在播映的《上訪》，說到「有用沒用」這樣的話題，我會講一個與「收容遣返」條例有關的例子。

在「上訪三部曲」之二《母女》這部片子裡，出現過中央電視臺的一個鏡頭，說戚華英因上訪「150多次被收容遣返」， 惡法害慘了這對母女，一次又一次將母親送進精神病院。我們從維琪百科不難查到「收容遣返」，這部惡法橫行二十多年於2003年6月廢止，與當年北大三博士滕彪許志永俞江三博士上書有關，他們三人還因此入選當年「中國十大法治人物」。在這個例子裡，民間推動有用了，儘管不能讓孫志剛起死回生，也無法平復150次遣返帶給戚華英母女的傷害，但惡法，至少是被廢除了。

十年之後，再看當年三人，滕彪流亡美國，許志永入獄四年，在劉曉波死後第三天刑滿出獄，朋友拋文說他「正在劉曉波的路上走著」。在這個例子裡，滕彪許志永救得了別人，但救不了自己。這麼做有用嗎？沒用。

許志永被抓之前說過一段話：「在一個遍地屈膝的臣民社會，總要有人率先站起來，總要有人為社會進步面對風險承受代價。」為社會進步面對風險，是他自己選的，承受代價，也是他自己選的。不管有用沒用，他都要做。

「社會變革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總是從極少極少數人開始的。可能只有0.001%甚至更少。這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可能極其漫長。只有付諸行動才有可能帶來改變。總會慢慢積累出一種變化，這樣的也會越來越多，等到0.1%，這些不同的創變者之間開始有感覺了，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人。等到1%，社會中對變革敏感的人開始感覺到這種人的存在。5%的時候，會有越來越多的記者、法律人、所有對變革敏感的人都能感覺到這種人的人存在，並會經由一些節結點觸動更多的人。接下來的過程可能非常快，一旦到了20%，社會變革的大勢已經動起來了——永遠不要考慮那80%，他們永遠都是被動的。」

上面摘引，是我的書裡的一段話，說這話的是我的朋友梁曉燕。1989年，她是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教師，六四槍響的時候，她不在廣場。槍響之後，她是極少數逆流而上的人：「我的學生還在廣場上，我要把他們活著帶下來。」不管情勢如何，總有人，選擇與眾不同的方向。有沒有覺得她的話跟許志永暗合？自己想清楚了，做出選擇，並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永遠都不要考慮那80%的人，這個世界變得更好或者更壞，跟他們沒有關係。你要考慮清楚的，是自己想要什麼樣的未來、是自己將度過怎樣的人生？

有人說許志永是北大博士、梁曉燕是大學老師，他們更有資源、有力量。這麼說，對無數推動了中國的改變和進步的人不公平。中國現在最炫人的成績就是經濟建設，那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怎樣開啟的？1978年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活不下去的農民做好了坐牢殺頭的準備，簽下這樣一張生死狀分田到戶，開啟了中國的聯產承包，才有了今天的經濟起飛——中國的改變，就是被這樣的人推動的。

說到中國的未來，我是悲觀主義者，如果什麼都不做，只會更糟。身在當下，我又是一個不知死活的樂觀主義者，想到了就會付諸行動，每一次行動都會全力以赴。

這麼做有用嗎？——又來了。沒用！

但我們不是為了「有用」才這麼做的。我們不圖改變世界，只是不想被這個世界改變。我們是為自己做的，為自己內心深處的願望，為讓自己心安。

2016年11月，《敵人是怎樣煉成的》出書之後我再去香港，分享中拿出一本臺灣朋友送我的繪本《希望小提琴》，上世紀六十年代臺灣白色恐怖綠島受難者的故事，題目裡有「希望」兩個字。聽完我的分享，朋友轉來她收到的訊息，一位曾經在抗爭中多次被抓的年輕香港人的感受：「想問一個問題，就是仇恨。很多遭受迫害的異見人士，或多或少，不免懷恨，例如余杰。『懷恨』沒有標籤，我倒認為是情理之常。但寇女士真的是丁點恨意都沒有，這點很特別，真心想請教她的心路歷程。」。

我請朋友轉告他：「不管遇到什麼，都要知道自己為什麼做。不是為了恨，而是因為愛和懂得。」

為了配合《上訪》的放映，我用「我乾了，您隨意」做自己的分享題目，還有一個副標題「——我與中國有個約定」。我想跟人談談中國、談談未來，首先我自己要想清楚。我們希望中國的未來會好，那麼，我們就這麼做。我們想清楚了，為自己的選擇付代價，非干黨和國家三個代表，我們是為自己做的，說到底，是我和我自己有個約定、我和未來有個約定。

活動日程請見：釀壺民主釘子酒—【認識中國，青年思索台灣】城市巡迴座談

＊作者為自由作家、紀錄片獨立製片人。著有《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行動改變生存--改變我們生活的民間力量》、《可操作的民主》等著作；先後建立了「北京手牽手文化交流中心」、「泰安愛藝文化發展中心」等公益組織，發起了「北京水源保護基金會飲水思源愛藝文化基金」。最新作品《敵人是怎樣煉成的？沒有權利沈默的中國人》，（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