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就任，國務卿海格（Alexander Haig）告訴雷根，共和黨還是比較擔心蘇聯的威脅，故必須聯合北京抗衡克里姆林宮，並稱美國只要對蘇聯採取強硬姿態，中國在台美關係上便會保持緘默，因為北京更忌憚莫斯科。然而，鄧小平受壓國內保守勢力和軍方反撲下，表現出對反對美台軍售超強硬態度，揚言斷絕美中關係，與蘇共冰釋前嫌。而同時雷根亦面臨防範蘇聯入侵波蘭的危機，因此，對中共承諾逐漸減少乃至終結對台軍售的《八一七公報》面世。雖然台灣再進一步受到打擊傷害，但八一七公報未限制技術分享，故美國通用公司指點台灣航空技術專家取經美國軍事科技，於是生產出參考F16戰鬥機的IDF經國號。儘管政治現實上不能護台，但雷根在其保險櫃裡留下一份供未來總統參考的私人備忘錄，以提防中共及作最後對台灣支援。
雙面的柯林頓
1989年中國六四天安門鎮壓及1991年底的蘇聯解體，這二件大事完全顛覆了美中關係，美國成為超級大國，而崛起的中國則成為其主要對手，這就是哈佛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競爭挑戰開始。
老布希（Bush Senior）留下給柯林頓（Bill Clinton）政府的，是冷戰軍備競賽的巨額赤字、波灣戰爭後的中東混亂局面、對台龐大先進武器的軍售（F16戰鬥機）、國內長期經濟衰退及高失業率等。
柯林頓在競選期間表示「反姑息主義」聖戰，即絕不縱容「巴格達和北京的獨裁者」。他當時形容的中國「與屠夫的形象畫上等號，也是一個四處與華盛頓作對的軍火商、核武擴散者及援助恐怖分子的國家，破壞美國為了建立一個更好、更安全、更民主的世界所付出的許多努力」。相反，對台灣，他任州長時曾4度訪台，並表示充滿好感。但柯林頓1993年上台後，以「經濟總統」自居的他要創造就業機會、改善經濟為首要任務，因此遵從國務院立場，認為「中國是非常重要的國家」，也因為民主黨需依賴與中國貿易往來的美國企業龐大政治獻金利益背景，故對中國立場180度的大轉變，除鼓吹中美貿易關係重要性外，更試著將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議題脫鉤。在1995年李登輝訪問康乃爾大學事件中，柯林頓便盡量拒絕和忽略台灣，李登輝的赴美簽証及訪問允許則是參眾議院與國會的強勢決議所堅持。結果，李登輝的成功訪美引發兩次台海飛彈危機，兩次危機均以美國航空母艦駛入台海而化解，但當記者要求白宮提出說明時，他們得到的答覆是：「尼米茲號是因為天候不佳才被迫駛入台海」。北京官員認為華盛頓的回覆「膽怯如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