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遭到激進川粉闖入一事及其後續發展，在美國國內和全球各地引發了不同的反應。對台灣造成的直接影響，就是被拿來和太陽花運動做比較。面對鋪天蓋地的嘲諷和批評，民進黨上下幾乎呈現一種不知如何回應的失語狀態。表面上看，民進黨正在承受歷史業報的苦果，但若從更深層的角度分析，民進黨的困窘，只不過是反映了台灣社會空有西式民主體制，但卻與西方民主價值觀極度疏離的窘境而已。
歷來關於西方國家在全世界推廣民主價值，一直有「普世論」和「特殊論」的爭辯。前者認為民主應該要有普世一致的標準，主要是以西歐或北美的發展經驗作為參照，是謂「普世價值論」，最積極擁護者是美國。而後者則認為由於每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發展狀況不同，應該根據自身的情況而有不同的民主標準，是謂「國情特殊論」，主要的倡導者就是中共。
西方民主政治是建立在霍布斯、洛克以降西洋政治思想家對人性和權力不信任的前提之上，即「政府是必要之惡」的假設。由於人性向惡，不受限制的權力必然造成濫權，在個人層次上就是暴民，而集體則形成暴政。雖然政府對個人自由必然造成威脅，但兩相權衡之下，卻又不能沒有政府維繫秩序，否則一旦放任暴民做惡，社會進入失序狀態，對於個人自由的威脅反而更大。這也是川粉失控違法後，美國政壇不分黨派皆支持警方強力執法的基礎。
然而在中國文化裡，由於儒家認為人性向善，特別是知書達禮的有德之人必然行善舉、胸懷天下的聖君賢相必定實施善政，政府向來象徵行善與道德，因此權力越大反而越好，絕非必要之惡。所謂善政，過去是「無為」而治，主要表現在輕繇薄賦方面。近代以來西力東漸，在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則演變成對「大有為」政府的期許，要求「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就算偶有違法侵權，乃是必要之善。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政府如果不被信任，特別是遭到象徵道德的知識份子集體反抗的話，通常不是因為濫權，而是被認為施政不符合社會期待所致。此時如果還要再以武力壓制，除了背離行仁政的文化期許外，也會動搖執政者以德服人的自我認知。在五四運動中，抗議學生敢於衝進被指為國賊的外交官曹汝霖家中，把正在作客的章宗祥打成腦震盪，放火焚毀其房屋，事後卻並未被究責，即是一例。
無論是太陽花領袖林飛帆在媒體的追問下，以在野黨不該「去脈絡化的進行對比」來回應。或是前行政院長江宜樺認為當初太陽花占領立院之所以被容忍，是因為台灣的法治文化不夠深厚所致。從這2位具有代表性人物的認知來看，無論他們的立場多麼南轅北轍，但似乎都同意不能完全以美式的民主標準來理解太陽花運動，因而隱射了某種「特殊論」的詮釋角度。
然而，江宜樺沒有深入探究、而且也不願面對的現實是，法治文化不能脫離固有政治文化的脈絡來理解。甚至就連他自己似乎也不能解釋，為何要一再的以老師的身分試圖和學生溝通，即使卸任之後仍舊如此執著，而不是像美國兩黨的政客一樣隱身幕後，第一時間就調動警力強勢清場。
也許是因為當初台灣民眾之所以對太陽花高度容忍，未必是真的認同他們的行為或訴求，而多是出於對馬政府長期所積累的不滿。無論是「黑箱」、「無能」、「親中賣台」的指控，或是一些自稱是江宜樺的學生，為了諷刺他背棄過往宣揚的政治理想，而在台大校門口上演燒書的行動劇也好。他們所共同描繪的，是一個失政敗德、不符合人民期待，已經不被信任的政府。如果像這樣不能「外爭國權」的政府已成「必除之惡」，那麼主張「內除國賊」的學生當然就是「必要之善」，否則就不能理解他們進攻行政院時的理直氣壯，以及堅守崗位、正確執法的警察為何至今仍不被輿論所同情。
林飛帆認為在野黨拿太陽花對比川粉是「去脈絡化」，但實際上真正去脈絡化的是他自己。太陽花之所以跌落神壇，問題並不在於他們違法亂紀的過往遭到跨國比較揭發。而是因為輕易向權力妥協，並且快速的墮落腐化。是他們自己摧毀了運動本身的理想性，以及台灣民眾曾賦予的崇高道德想像。「帆神」發動太陽花時的主要訴求是反對兩岸經貿交流，但在「林副秘書長」的民進黨執政下，台灣對大陸的貿易依存度卻創新高，大概沒有比這更「去脈絡化」的了。
民進黨之所以陷入如此窘境，是因為在他們親近西方的表面之下，實際上只是把民主當成奪權工具而已，甚至做出許多違反民主價值的事，暴露出他們的民主實踐反而與中共的「國情論」更為接近，因而往往貽笑大方。不過，在野黨以美式民主為標準來恥笑民進黨，固然暫時達到羞辱的效果，但長期而言卻加強了美式民主是唯一真理的「普世論」印象。不但是在迴避真正的問題，而且還鞏固了民進黨以「親美反中」為名行內部反民主之實的正當性。
因而台灣各界圍繞著太陽花和川粉下場所做的各種比較，將其簡化為個人和法治問題，其實是在逃避真正的文化及思想問題。在朝野兩黨習慣於奉西方為中心，拿美國人的標準作為互相壓迫、指責與嘲笑相罵本的過程中，其實同時疏離了西方民主價值和固有文化的政治期許。這就注定了台灣民主在嘲笑了太陽花之後，仍舊每下愈況，不會出現任何有意義的反思和進步。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政研所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