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爾格就是通過尾崎秀實和他的日本同夥瞭解日本的動向，並對日本對外政策施加影響。…而1937年的「七七事變」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由佐爾格與尾崎秀實這個間諜網所策動的，而對日軍開第一槍挑釁的其實就是中共，就是希望能避免日本攻擊蘇聯，保護共產黨心中的國際共產祖國。」對此曹維祿在文中還特別舉在抗戰期間曾經擔任日本關東軍參謀的田中隆吉，在東京大審時的陳述證明：「…擔任過日本關東軍參謀的田中隆吉，曾準備在東京國際法庭上作證說，蘆溝橋的第一槍是共產黨放的，事變是共產黨在蘆溝橋兩邊放槍挑起的，而且是共產黨和前日本駐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勾結和操縱的。但是，東京國際法庭開庭時，他卻在巨大的壓力下，不敢當庭作證。相信有一天，這個天大的秘密終會得已公開……」。不管如何，尾崎秀實在他派駐於中國期間也的確因為個人的政治信仰關係，認識了相當多的中國左翼文化人士；例如－魯迅、夏衍、馮乃超、王學文、鄭伯奇、田漢、成仿吾…等人，由於信仰相同，尾崎秀實也不斷的透過個人的關係幫助這些人在中國大陸開展「左聯（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通稱）」的工作。除此之外，尾崎還與曾經留學京都帝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王學文（1895～1985／註七）…等人組成讀書會，共同研究馬克思理論。同時，也深入中國各地調查農民運動、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運作與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武力清剿的動向等。民國21年（1932年）的「一二八上海事變」時，秀實還冒著生命危險深入中日兩軍的交戰地，取得了前線戰況的第一手資料。就因為如此，魯迅對尾崎印象非常好，說他「不但知識面廣，而且為人誠實可靠」。著名電影戲劇作家，有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稱號的夏衍（1900～1995）說，尾崎秀實「表面上看來是紳士式的記者」，實際上卻是「上海的日本共產黨和日本進步人士的核心人物」。夏衍更在其84歲時所寫的回憶錄《懶尋舊夢錄》中回憶「左聯」時，還特別的把尾崎秀實與當時也在上海的另一位日本的左翼記者山上正義和美國左翼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並提，說他們是「幫助『左聯』進行了許多工作的3位外國同志」。尾崎秀實有相當豐富的著作，曾著有《現代支那論》、《支那社會經濟論》等經典作品，同時他也以「歐佐起」為筆名，擔任由山上正義（署名為林守仁）翻譯的日文版《阿Q正傳》的監修以及寫序的工作。調回日本之後不久，大約在1935年底到1936年初，他又專程回到中國來了解整個華北局勢，不久就遇到發生在1936年的「西安事變」，他對整個事變的來龍去脈和可能的解決方案提出許多獨到的個人見解，事後證實這些論點也相當精闢的論中了「西安事變」的結局，因此在日本引起轟動。當時他以匿名的方式在《朝日新聞》的《國際評論》中撰文指出：「張學良代表中國的民眾，要求國民黨軍立刻停止討伐共產黨軍，在國共合作的前提下，組成抗日救國戰線。」而對當時被軟禁在西安蔣中正的未來命運尾崎認為：「蔣中正將改採容共政策，並因為這個條件而被釋放返回南京。」文章結尾尾崎的結論是：「中國共產黨不會把蔣中正當做主要敵人，目前外國的侵略勢力，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才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要打倒的敵人（註八）」。他的好友、日本著名和平人士西園寺公一後來在尾崎秀實過世之後回憶說，尾崎是「一位對歷史的發展具有遠見卓識的人」。也因為這樣，他從日本新聞界的一個「中國通」一躍而成為社會各界公認的中國問題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