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台灣人權促進會、開放文化基金會等民團的反對聲浪，大多強調應先就New eID設置專法與個資獨立機關，再行推動New eID政策，也就是強調該政策的「配套措施」；高虹安也認為，當前台灣將資安規定散落在《資通安全法》、《電子簽章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等不同法律規章，確是於分散；再者，《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訂定與罰則輕微，實對於洩漏資料者無嚇阻作用，而以New eID這案例來說，一旦政府搜集了人民的使用數據直接進行相關應用，其間卻無專責機關對此進行把關，民眾對於政府的資料使用自然有所憂慮。
設置獨立個資機關，旨在提供民眾一個資料服務回溯機制，或用於審議民間、政府對於各項民眾個資數據使用的「公益性」，但目前既有的行政院資通安全處，主責資訊政策與制度面的設置，而國發會則僅有個資保護專案辦公室專研個資法，都不足以因應當前數位政策對個資保護或應用的需求，例如醫療AI等業者很難拿到客戶資料，亦沒有明確遊戲規則可供遵守，相較之下，電商平台、人力銀行等掌握大量使用者數據，目前個資法規的鬆散，也不見得能督促平台盡到妥善管理個資的義務。
不論是大方向上的「數位化國家」、「智慧政府」，或是較為個別政策面New eID的執行，法規的健全度均影響民眾對該類政策的看法，就如鍾佳濱所言，每個人都有維護安全的方法，但當人民將資料交給國家，究竟人民要如何知道國家是否為人民值得信任的「枕邊人」？其中促進信任的關鍵為有健全的法規與相應制度，畢竟，「國家不可能是枕邊人，不能因為感情而信任」。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6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