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及過去經驗,「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公民知道他們可以數位身分證來使用一些線上服務,但大多數事情仍然在紙上解決,這將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民意不確定性,對雙方都沒有幫助。」因此,國家如何建立一窗口服務?一個受信賴的法律框架允許政府機構各部門交換有限程度的數據;最後,確保每個公民都必須擁有一項電子身分。這也是為何許多國家現今推出許多政策前或者公司內部組織,都會有所謂的「資訊保護衝擊影響評估」(DPIA),讓政策提出推行時的阻力降到最低。
最後他也提及,「我們愛沙尼亞可以說是世界上數位化程度最高的社會之一,但絕不是世界上唯一在線上做事的國家。追根究柢,當你提出這項服務,究竟能造福與顧及到民眾多少權益?才是人民最關心的問題。」
德國:承載歷史重量 謹慎發展
作為歐盟經濟火車頭的德國,發展數位化的腳步卻比起鄰近許多國家,都更為謹慎。基於納粹以及東德搜集人民資料作為政治控制人民籌碼的悲痛歷史,柏林圍牆的記憶,讓德國對許多人權基礎,都嚴防被科技干預。
在數位化發展之初,德國普遍民意即對於科技與個人之間,多抱持懷疑看待,對德國人民而言,寧可生活不方便、也不可將自己的隱私給予政府,這是大眾對納粹與東德共產歷史教訓記取的共識,也是政府不可侵犯的底線。
對此,儘管早在2007年即開始建立個人電子資訊系統的德國,始終謹慎慢行,更在2018年實施的歐盟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後,將隱私權的價值放入極高標準的正式法規,保護人民資訊安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身分證中的個人可識別資訊(PII)內容、不在同企業子母公司或政府不同部門的「資料不共用性」以及人民可簽署的「資料可轉移性」和第三項「資料去除權」,這些原則基石,成為了德國政府要發展數位政策中雲端資料庫首要顧及的任務之一。
顧及隱私 重視「資料不共用性」
也是因為對於隱私權的重視,即便是首都柏林,光是一個城市的人口就比前項提及的愛沙尼亞全國多了近三倍,但在全球數位化發展浪潮中,仍然無法也不願完全統整在單一政府部門底下,生怕侵害人權顧慮,造成市民強烈反彈。
即便如此,柏林市政府不同部門仍持續穩健地發展數位化,有趣的是,在推動此項政策過程中,一般對個人資訊更為敏感的左翼團體,反而也是起初的推手之一,當時這項動力在於希望為尚未取得身分證的柏林難民以及無居所身分者,可以藉由數位「類」身分證的機制,來為其提供市政服務,如圖書館、醫療以及政府救濟措施等;當然,這也受到團體內部質疑,深怕警察機關用這項資料來追蹤並驅趕難民等不利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