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些關於價值創造的故事，不是只發生在金融業。二○一四年，大藥廠吉利德（Gilead）把會危及性命的Ｃ型肝炎新藥「夏奉寧」（Harvoni）訂價在三個月的療程要九萬四千五百美元。吉利德堅持說訂價這麼高，是因為此一療法對醫療體系具備「價值」。曾任輝瑞大藥廠研發主管的約翰．拉．瑪提納（John La Mattina）則說特殊藥品（specialty drug）的高價之所以合理，是因其對病患跟社會整體有很大的助益。事實上，這等於把藥價連動到若不治療或只用次好的藥進行治療，該疾病會引發的社會成本。藥業稱這種作法是「價值基礎訂價法」（value-based pricing）。這套說法遭到了抨擊，而批評者提出的反證是有個案研究顯示，癌症藥品的價格與其產生的助益之間，並無可觀察到的相關性。在www.drugabacus.org上有一個互動式的計算機，可以在上頭根據癌症藥品的價值屬性（患者壽命的延長、副作用等）建立起「正確的」藥價；而以此計算出來的結果顯示多數藥品的合理價格，都遠低於現行的市價。
但藥價還是降不下來。藥業的價值創造話術似乎成功抵銷了批評。事實上，西方國家的醫療成本之所以居高不下，有很大一塊無關乎醫療行為本身。要理解這件事並不難，看病費用高昂就是因為有這樣在萃取價值的藥廠。
＊作者瑪里亞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是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創新經濟學與公共價值教授，並於該校身兼創新與公共目的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 Public Purpose）的創院院長。也是英國社會科學院（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與義大利國家科學院（Italian National Science Academy；Lincei）的特選院士。本文選自作者新著《萬物的價值：經濟體系的革命時代，重新定義市場、價值、生產者與獲利者》（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