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來自來傳統經濟學中所謂的「供過於求」的市場法則，即現今的流浪博士現象，各大學主政者不怕找不到教師而有恃無恐。以筆者當年應試南部某科大為例，其董事長兼校長用一種高傲的口吻對眾多應試者說：「我要錄用你，你就要偷笑了，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想進來嗎？」於是，面對現今高等教育資師過剩的市場環境，各大學主政者知道不論他們開出的聘約條件有多苛刻，這些流浪博士都不可能不接受，從而形成了專案教師低薪高工時的不合理現象。
綜上，我們可以發現這三個原因竟都一個共同處，那就是視專業教師人才如草芥，絲毫不懂得尊重人才、培育人才的重要性。試想，一個完全不重視人才的國家社會，又如何能有偉大的遠景呢？也因此，台灣高教也開始產生一些不可逆的危害，例如人才的流失與學術的斷層，看著不願再有人進修的碩博士班空缺，各校競相以培養謀職技能為首要招生策略，可是台灣未來二十年的學術人才又在哪裡呢？再例如目前的學生受教權益已然嚴重受損，因為短期派遣的專案或約聘教師如何能要求他們能有教學熱情與長期的教學規劃呢？殊不知現今多數偏遠地區的中小學，在每年學期結束時，學生們總是睜著疑惑的睛眼問他們的老師：「老師，明年你還會教我們嗎？」還是他們早已習慣了專案約聘教師的來來去去？
說得嚴重些，專案教師的派遣化亂象，正在動搖台灣的國本啊！何謂國本？教育百年大計是也！
以筆者為例，往昔總以其自身的哲學素養自居而不願參與任何政治化的活動，而今卻經常走上街頭為台灣高等教育請命，為何？因為以往所有的政治、經濟、社會、風俗、文化的低迷與危害，都不比上教育的沈淪所帶給我的震驚和嚴重性。這是因為政治、經濟或社會的諸般起伏跌宕總是與時代脈動有關，倒不必隨之起舞而心境紛雜，但是教育就不同了，一個國家的教育一旦沈淪敗壞，非得再有數十年的不懈努力才能彌平其所造成的傷害。可惜的是，一般民眾、教育主政單位（如教育部）甚至國家元首，卻思慮不及於此，總是以短期的經濟效益或政治權力鬥爭為主要的政策考量（說穿了，就是為了爭取選票），而忘了教育才是一個國家的百年大計。
近年來台灣的學術界（如研究機構、公私立大學或教學醫院），總喜愛聘請一些管理學專長的人來主掌其業務推展（如大學校務或醫院院務），動輒言稱管理法則及KPI績效；要不就是擴大行政人員的權限來決策或規劃組織架構（如大學組織章程或醫療流程管控），也是動不動就說行政倫理的義務或規範性。但是作為高等教育學府的大學校園真的必須以行政和管理為主軸嗎？大學之所以有一部獨立的《大學法》作為其立法核心，不就是為了讓它能保有大學的獨立自主與學術自由嗎？怎麼可能為了配合行政措施的方便或遷就管理模式的績效而放棄研究與教學的學術自主性呢？可是，事實上卻是，當這些行政管理人員隨意引用華人文化裡的一些信念教條（如「勤能補拙」、「正心正念」、「知足常樂」…等），就能馬上馴服眾多專案教師安份地遵守聘約內容、繼續任勞任怨地接受高工時、低薪資的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