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前風聲鶴唳，中國政府祭出幾個網路控制的殺手鐧，在社交媒體引來一片哀嚎。根據政府新規，互聯網將實行群主實名制和群主負責制，這意味社交媒體群主不僅身份要公開，而且要為群內所有言論負責。
緊接著，中國警方對線民提出「九不發」要求，「提醒」微信等群組不要發佈政治敏感話題和未經官方公佈的港澳台新聞等資訊，其涵蓋內容空前廣泛。群主負責制讓群主對群內言論負責，是否會使群主淪為協助當局控制言論的有效工具？ 「九不發」規定的內容空前廣泛，為當局因言治罪提供多大的方便？
參加這個話題討論的4位嘉賓是：中國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美國碩士生高明（Michael Graney）；旅法學者、中國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宋魯鄭先生；華人民主書院董事會主席王丹先生；普林斯頓社會學博士、政治與經濟學者程曉農先生。
程曉農表示，網信辦的新規定主要是一種威脅，用微信群主責任制，要求群主加強群內自律。當局與民眾之間在管制言論方面「貓捉老鼠」的遊戲一直都是「貓高一尺，鼠高一丈」。官方每佔領一個陣地，民眾就自發地開發出新的陣地，微信群就是過去幾年裡民眾自己建立的半自由言論空間。
民間的真相資訊交流起著自發啟蒙的作用，雖然資訊零散，但在極權制度下，這樣的啟蒙始終是社會保持進步動力的關鍵一環；同時，時政資訊的民間交流也起到一種提高大家辨錯能力的作用，通過識別真假資訊、判斷是非對錯，增強群體共識，防止思維僵化，開闊視野，這是走向民主化的必要過程。
程曉農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從來沒有真正涉及政治制度層面，極權主義政治制度始終未變。西方和民間一直有一種誤解，似乎經濟市場化必然帶來民主化；也因此，對近幾年政治上日益嚴厲的控制感覺是倒退。
其實，沒有進步，也就無所謂倒退。中國目前的社會不滿前所未有地廣泛深入，當局不可能消除引起社會不滿的制度和既得利益群體，只會不斷升級社會監控。很多人為中國模式自豪，因為帶來了經濟繁榮，但他們沒有看到，中國模式的實質是用資本主義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不會自我削弱，只會隨著社會不滿的上升而自我強化。
王丹說，首先，我寧願從反面看這個不幸的事件。當局如此變本加厲打壓網路上的言論，其實正說明今天中國的網路扮演與國家對抗的重要角色。一個建立在網路上的公民社會在逐漸壯大，並且讓中共感到威脅，這才會導致當局不斷升級對網路的打壓。一方面雖然看起來形勢嚴峻，但是另一方面也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所在。
其次，早在胡錦濤時期就已經開始對互聯網的管控，但是到今天仍舊需要進一步加強管控，也說明管控互聯網並不那麽容易。有網友建議，可以採用的對策是，先建立一個3個人的群，其中包含一個身在國外的人，然後把群主轉讓給對方，然後拉人，讓他們找國外的群主負責去吧。
聽起來有點戲謔的味道，但是也反映一個現實，那就是在互聯網上，國家與社會正在進行激烈的拉鋸戰。國家要加強管控，社會則努力爭取更多的空間。最後，對互聯網如此恐懼，以至於連「連坐」這樣具有封建社會特點的做法都實行出來，正說明中共所謂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都是虛假的。只有不自信的政府，才會害怕人民的聲音。
宋魯鄭說，從8月25號到現在，網信辦推出4個規定，有關群主的規定是第3個規定；但是，這條規定沒有細化管理條款，並不好操作；而且，覆蓋的話題都是中國人沒有興趣的內容。總之，我感覺，這條規定出台後，微信群變化不明顯，人們抱怨也不明確。可能要等到10月8開始執行後才能看到有究竟有怎樣的影響。
要群主負責的政策是否合理？是否會造成群中的不信任氣氛，導致相互審查？對此宋魯鄭說，我首先要談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中共為什麼不開放言論的原因。舉個例子，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之初，貿易是不開放的，因為太弱小所以要保護；當經濟逐漸強大之後，貿易便開放了。
回到開放言論問題，眾所周知，價值觀現在是西強東弱，所以，中共才要保護自己弱小的價值觀；其次，法令出臺不過是威懾而已，剛才也說了難以操作，所以僅僅是發信號；還有，舉報就是告密，群裡都是私人朋友，也無利益衝突，其實很難做到互相舉報。
高明則說，根據我的觀察，我的同事和朋友們基本不用微信來發表評論，尤其是與政府對立的評論，而是透過它來瞭解新聞。凡事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觀念，人們都不敢在網上發表，因為害怕被同事和同學檢舉揭發。還有，我所在的西安是保守的內陸地區，氣氛和思想本來就不如東南一帶活躍。
但是，無論如何，這條規定會讓人更加警惕自己的言論，對配偶之外的人更加謹慎。在我周圍，人們對這樣的規定有支持也有反對。支持的認為，決策者有權力這麼規定；反對的說，這麼做無法像統治者以為的那樣可以起到穩定社會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