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前駐美大使韋斯特馬科特爵士(Sir Peter Westmacott)認為,拜登將傾向法國及德國,原因不在於他本質上反對英國,而是英國對美國重要性將因脫歐而降低;英國對美之重要程度,一直與倫敦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聯繫美歐利益,反之亦然。我認為這對強生將是一項挑戰,即挑戰在沒有美國的加持下,能否實現重建英國國際地位的雄心壯志。
對於拜登而言,英國脫歐則是對他外交政策的一個考驗,考驗他能否團結西方國家,共同對抗俄羅斯和遏制中國。在「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準備在年底前與中共簽署《歐中全面投資協議》前夕,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12月21日在推特發文指出,「新政府歡迎儘早與我們的歐洲夥伴磋商,討論我們對中國經濟行為的共同擔憂。」
《紐約時報》評論認為,這暗示拜登對這項協議不滿意,即不希望歐盟過早與中共協商。拜登的表態應該起了作用,歐盟貿易專員東布羅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延遲了原定12月22日上午與中共副總理劉鶴的會談,歐盟成員國代表當天下午則開會決議取消討論這項協議。
二戰結束後,前法國總統戴高樂就想建立第三勢力,在美蘇之間左右逢源;英國脫歐後也可能如脫韁野馬,歐盟也可能在中美競爭下努力找尋自身之最佳定位。如今英國脫歐又為冷戰後的國際戰略格局,投下一個重要的變數。
*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遠景基金會首席顧問。本文原刊《美麗島電子報》,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