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白話之爭從清末到五四，距今超過百年了。大家都知道當時是白話派獲勝。沒想到近日台灣高中文白比例之爭，獲勝者竟是文言派。也就是今天台灣的語文見解，還不如一百年前中國人！而勝負關鍵正在蔡政府教育部站到文言派一邊，宣稱「回歸專業」，不顧學生壓倒性支持調降文言文比例的呼聲。借用一位高雄中學老師的話：「這樣的結果，再次證實了中華民國教育裡，學生從來就不被視為主體。」
教育是專業，但受教育的學生才是主體。不根據（包括傾聽）主體需要，只根據専家甚至國家需要擬訂教育計劃，那是國家主義、封建主義專制，或是専家獨裁，不是現代教育。國民黨蔣家政權在台灣培養了許多「順民」，愚忠愚孝而不慣獨立思考，到廿一世紀還在迷信領袖主義、迷信法師宮廟（這兩種迷信都是極權及父權教育剝奪了人的主體性、將依賴及盲從「內化」後的產物）、迷信文言比白話更富美感及中華文化，就是現代教育失敗的證明。（許多外國有識之士即因上述現象而憂慮台灣的民主政治文化太過脆弱）。
文言文擁護者把文言文及古書代表中華文化，要借中學國文課來扛「傳承中華文化」責任，彷彿學生不死讀死背古文古書，學生就沒有文化了，中華文化就消失了（所以他們說降低中學文言文比例是「去中華文化」「去中國化」），這個擔子及罪名未免叫學生太沈重了！而文化可以如此曲解、如此窄化，這些文言文擁護者的「食古不化」「不通時務」，更是可想而知！他們要傳承、保護的，恐怕不是古文古書，而是整個封建、極權、反民主反現代、反「轉型正義」的文化！五四時代文言派的落伍見解又在台灣借屍還魂了！
事實上，台灣這次的文白比例之爭，性質完全不同於五四時代的文白之爭。前者承認好的古書及古文仍然重要，只是學生研讀比率要降低，更注重實用價值。後者要廢除文言（尤其是出版品及官方文書文告），採用白話。而即使採用白話，五四的白話派也不是照搬「引車賣漿」的話，而是像後來胡適提倡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融古今有用及優美文字於一爐。換言之，台灣文言派恐懼的中華文化消失情況，根本不存在，古文及古書只是換個形式（例如文言白話化或在文中被引用）繼續存在，只有那些既不有用又非優美的東西才成為「國故」專家研究對象。
什麼是實用價值？就是活文字、活思想，能夠「適存於世」。身為文言文教育過來人的我，對於當年中學國文的死文字、死思想感觸特深。蘇軾是唐宋八大家中佼佼者，但選出的散文竟是談他媽媽愛心及談他如何靜坐上班的「家常」文字，為什麼不是《留侯論》如此意境深遠（談論志氣、忍耐、大勇）而可長可久的文章？至於儒家教忠講孝及綱常節義淪為愚忠愚孝及帝制酷烈，李陵《答蘇武書》及司馬遷《報仼少卿書》（選後半篇即可）刻劃甚深，既能點醒古人，亦足啓發今人，都是活文字、活思想。如果中學國文能選入這些文章，何愁文言文不「適存於世」？
比起論文及散文，中國古代的許多詩詞更是易讀易記，冠絕中外，集優美雋永之大成。像高中國文選出的蘇東坡《念奴嬌》《水調歌頭》就是傑作（另一首短詞《蝶戀花》更令人情思無限，一如李白《長相思》）。但其他如選周邦彥、姜夔、張先的詞，為何不選更佳的柳永《八聲甘州》及《雨霖鈴》（前者以對瀟瀟暮雨灑江天起句，後者以寒蟬淒切起句）？長詩方面，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都是絕唱，前者尤值正在摸索情思的中學生一讀。
而元曲及明清傳奇中，特別該選出的是孔尙仼《桃花扇》全劇尾聲的《哀江南》，從「山松野草帶花挑」，到「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亡國之痛，感人至深，堪稱舉世無雙，既讓人悵思南明的內鬥加劇外患，又讓人憂慮（警惕）台灣即將重蹈故轍。
高中文言文比例該降低，且該精選各方公認清新易解的「經典之作」，而不是專家自認可以傳承固有文化的「道德文章」。原因很簡單，現代及未來比古代更重要，古代主要是「歷史教訓」價值，而非「垂範未來」價值；同時死文字除非經過融合重整，無法適存於當代。更別說高中是獨立自我成長及學習績效大開階段，現在學生要學的東西很多，不能像幾十年前的我們，被迫在「故紙堆中」打轉，青春及智力被太多無益又難解的文言文窒息、耽誤了！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