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7日，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發生卡車恐怖襲擊，導致四人死亡。嫌犯為一名來自烏茲別克斯坦的男子，此人有同情「伊斯蘭國」的傾向，曾在瑞典提出避難申請遭拒絕。兩天后，成千上萬的瑞典人手捧鮮花湧向廣場，舉辦「Lovefest」集會。政府和人民都一致表示，我們絕不會被嚇倒，我們要團結起來顯示「愛心」，以對抗恐怖分子的暴力。
愛陌生人須付代價，能不愛嗎？
就在我們為恐襲死難者悲痛之時，中文網路上出現了一些針對瑞典的嘲罵之聲，如「白左」、「聖母國」之類的。在此之前，就有人散佈瑞典是「強姦聖地」的惡毒謠言，這次恐襲更令一些持極右觀點的華人幸災樂禍。其實，瑞典人並不比華人更「腦殘」，他們只是更有原則、更有良心和人道主義理念。
人道難為。長期接受並善待難民，不求有報，有時卻必須面對某些難民製造的暴力事件，這對以基督新教精神立國的瑞典人來說，確是一個困惑難解的問題。基督之愛指的是人類之愛，德國哲學家康得認為人們有行善的天性。但瑞典人早就發現，愛那些流離失所的陌生人，付出的代價有點高昂——不僅是經濟上的付出，還有社會次序與人身安全感的問題。
那麼，瑞典人能夠不愛不關照那些陌生人嗎？除了要遵守聯合國和歐盟的難民合約之外，按照人們行善的本性，瑞典人很難對那些悲慘的逃難者見死不救。100多年前，因為本土發生了饑荒，有將近120萬瑞典人移民美國。他們乘坐搖晃的航船穿越大西洋，在「新世界」裡開拓新生活。
因此人們永遠不能肯定，自己明天會不會成為需要救助的難民。推己及人，在恐襲事件發生後，在加強反恐的同時，瑞典人仍然表示他們的愛心與原則：不能因為某個難民的罪行，而懲罰全體難民與整個穆斯林族群。
英國社會學家鮑曼在離開人世前一直研究難民問題，他開出的藥方是：「同情心與融合，雖然這特別艱難。」然而，這個艱難的藥方，瑞典人在30年前就摸索並實驗了。那開始於一個謀殺悲劇，發生在離我家不遠的一個叫海納桑德的北方小城。
善良熱情的莎娜對非洲有興趣
1986年，與瑞典其他地區一樣，小城海納桑德迎來了第一批非洲黑人難民。那是八個沒有父母的青少年，來自東非戰亂國家厄立特里亞。
很少有本地人知道，厄立特里亞是一個什麼樣的非洲國家。那個東非小國原是義大利的殖民地，在1962年被衣索比亞兼併，為了獨立進行了長達三十年的戰爭。瑞典既未從非洲販奴，也沒有殖民非洲，1980年代的瑞典也不太需要勞動力了，接受戰爭難民對瑞典來說，幾乎純粹是為了盡人道主義國際義務。
世世代代在歐洲邊緣過安寧日子的小城居民，大都屬於日爾曼白種人。他們突然發現，自己要不習慣地面對一些黑色面孔。有些居民感到好奇，也有人對此充滿敵意，不客氣地進行種族主義的辱駡。
從炎熱的非洲來到半年冰雪的北歐，黑人青年們最初都有點思鄉，不太適應陌生的環境。在學校有老師指導，但在業餘時間就無人管理他們。愛玩的年輕人常常去迪斯可跳舞，有時會與當地的瑞典青年發生衝突。
為了幫助這些黑人青年融入當地社會，年輕的瑞典姑娘莎娜和她的幾個朋友，開始與黑人青年接觸交流。他們一起唱歌跳舞學習語言。1988年，莎娜和她的朋友開創了一個「差5分12點」活動。在瑞典文裡，「差5分12點」意味著我們還有最後一點時間（只差五分鐘了），還來得及做點什麼。這個活動致力於開展本地人與非洲難民之間的理解與交流。
非洲青年把善良又熱情的莎娜視為姐妹。不久，17歲的莎娜就與一個年長她六歲的黑人山姆陷入情網。山姆有一頭捲曲的頭髮，眼睛閃爍著火光，一笑就露出一口白牙。莎娜喜歡聽山姆講故事、說笑話。那些來自遙遠非洲的戰爭故事吸引著她，令她想要多多關愛這個身世坎坷的黑人情郎。
悲劇發生後小城展現人類之愛
但幸福的時光並不長久，文化衝突就發生在相愛的異族情人之間，這是因為二人的成長背景完全不同。山姆小小年紀就參加過非洲家鄉的遊擊隊，性格比較衝動，來到瑞典後他感到抑鬱，便開始酗酒，曾在迪斯可挑釁保安。
對莎娜這位開朗奔放的白人姑娘，山姆有著強烈的嫉妒心和佔有欲，由此引發爭吵。到1989年夏天，莎娜覺得受夠了，於是宣佈與山姆斷交。斷交後山姆離開小城去了斯德哥爾摩，但不久又回到海納桑德，想要與莎娜重溫舊好。
1989年9月1日那天，莎娜正出去慶祝女友的生日。她高高興興與爸爸告別，在市中心舞廳和女友整夜跳舞。山姆也在舞廳，他一杯又一杯地喝酒。到了淩晨，姑娘們離開舞廳時，山姆要莎娜跟他走，莎娜的女友不同意。於是，山姆從廚房抽出尖刀，先刺向女友，然後再刺向莎娜……。
海納桑德全城陷入驚恐與悲痛之中，莎娜的母親昏倒了。有人憤怒地大叫：「這是雙重的謀殺，應該把本地所有的非洲黑人都監禁起來。」「還要多少瑞典女孩被『黑鬼』殺死？我們不能再混同白人與黑人！醒來吧！」失去安全感的瑞典人為保護自己，有的開始帶著刀子出門。街上出現了美國「三K黨」式的遊行示威，有人點燃十字架，向難民的房子扔燃燒彈。有人準備實施私刑，尋找移民尋隙鬥毆。
黑人青年都躲在屋子裡不敢出門。此時，能否制止針對全體黑人的復仇與種族暴力，就取決於莎娜的父親施泰格的態度。斯泰格•沃林是醫療機構的監察員，他曾為聯合國服務，去過非洲剛果。莎娜對於非洲文化的好奇，也許與父親的經歷有關。
兩天後，莎娜的父親施泰格出現在電視螢幕上，他系著黑色領帶，眼睛失神，忍著心裡的傷痛，他對小城全體居民說：「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的罪惡。而懲罰全體黑人青年，只是因為他們同樣來自非洲。這是我女兒莎娜的理想，希望不要有人幹蠢事！」「如果有人報復難民，我們將更加受傷！」
同情與融合：「差5分12點」運動展開
12月5日，由莎娜開創的「差5分12點」運動照常在市中心廣場舉行。施泰格代替女兒站在講臺上。沉痛地說：「如果我們不能繼承莎娜的事業，她就真正死了。」他堅決不容許他女兒之死成為別人暴力報復難民的藉口，讓新納粹在瑞典興起。他要繼承莎娜幫助難民的事業。
戰勝了惶恐的海納桑德居民，和黑人難民聚集在一起，點起蠟燭，唱著歌獻上鮮花，互相擁抱安慰，表達溫暖的人類之愛。黑人年輕人都很感動，說：在他們的文化中，如果女兒被某外族人所殺，很難有不遷怒其他外族人的。後來，這些非洲孩子因工作學習陸續離開這裡，但他們至今仍然深情地懷念這個小城。
兇手山姆在法庭承認了殺人罪，瑞典律師引用心理分析，以山姆童年經歷戰爭的心理創傷為他辯護。有評論家指出，山姆來自另一種文化，在那種集體意識裡，女性背叛她的男人是要受到懲罰的。這裡有一個文化融合的問題。
瑞典輿論認定，這並不是一個種族衝突問題，而是一個在任何國家都可能發生的情殺案件。作為戀愛中癡情的一方，山姆感覺自己不能失去莎娜，在嫉妒的激情下不能自控，製造了慘劇。
人們還認識到，這一類難民青少年失去父母，孤獨地來到陌生的國家，缺乏關懷與愛。雖然莎娜等幾個高中學生發起了關懷活動，但他們都太年輕，缺乏人生經驗與能力。對此，瑞典人自我反省說：「我們早該扮演一個類似父母的角色去關懷他們。」
在監獄裡服刑時，山姆曾因為
悔恨而一度精神失常，在獄方牧師的安排下，莎娜的母親前去探監，對他表示寬恕。多年後山姆出獄，被驅逐回非洲。據回鄉探親的朋友說，他已和本族姑娘成家，但只要提起去世的莎娜和那位女友，他還是會悔恨地哭泣。
從此，小城海納桑德成為瑞典抵抗種族暴力的一個榜樣。莎娜的父親斯泰格成為保護難民的著名人權活動家，在瑞典及歐洲各地舉辦演講，獲得無數獎項。在2009年去世之前，斯泰格一直擔任瑞典反種族主義運動的領導人。我曾於1997年和這位偉大的父親見面，一起在小城喝咖啡。
由於瑞典是歐盟接受難民人均比例最多的國家，所承受的負荷與壓力過大，因此現在出臺了一些限制難民的政策。但這並不意味著瑞典不關心難民了，瑞典將在聯合國與歐盟的難民救援體系裡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把愛心與援助送出去。莎娜發起的「差5分12點運動」至今還在繼續，成為一個富有人道精神的瑞典傳統。這個運動提醒人們拒絕仇外主義，努力瞭解不同的民族文化，學會共同生活。
＊作者是定居在瑞典的華裔作家。本文原刊 FT中文網，為作者「歐洲難民故事」系列之三，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