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聲喧嘩中，高中文言文比例仍維持45%至55%，這無疑將影響台灣現代化的推進。台灣雖已解嚴30年，開展了民主政治，但攸關國民現代心靈建構的國文教學內容仍舊僵固保守，國人在中學人格養成階段時，仍被充滿封建威權思想的古文綁得緊緊的，無法充分吸收現代化思想，建立現代公民應有的思維。
遠在1百年前，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學者就已嚴厲批判文言文妨害現代化國家的建構，指出中國深受古文的不良影響，有虛偽、愛面子、不敢面對問題、不講規則等毛病。中國現代文學大師魯迅亦曾於三更半夜讀完古書後，寫「禮教吃人」4字，點出了中國社會的虛情假意。這些深受後世景仰的中國現代文化啟蒙者，百年前即指出古文腐舊的假道學思想，對現代人個性發展與獨立思想建構的弊害。台灣已進入21世紀，中學卻還有那麼多充滿醬缸思想的文言文，故而現今的台灣社會還是跟1百多年前的中國舊社會情況相似。
台灣解嚴後這30年來，人民的思維模式仍然沒有改變，不管藍綠，國人仍像農業社會的人們，依舊愛面子、虛偽、沒有誠信、公私領域分不清、人情勝過義理、迷信濫情、落後的習俗、法治觀念與獨立思考能力不足等。由於虛情假義的文化仍充斥台灣社會，以致官場上拍馬成風，以人際關係而非能力決定升遷，政壇仍為家族與大老把持，嚴重影響現代化國家體制的建構，不利台灣的發展。
胡適除了批判古文腐舊的思想外，他當年亦指出，文學的生命要用一個時代活的工具來表現當代的情感與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須另換新的、活的「白話文」。之後，胡適再深化「文學革命」的思維，主張新文學應該不用陳套語、須言之有物、講求文法、不無病呻吟等，並推動白話文與新文化運動，立即獲得社會極大回響，沒人給他戴上「毀滅中華傳統文化」的帽子，成功完成使命，甚至蔣介石也在失掉大陸前，頒布命令要求全國全面使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
然而，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撤遷來台後，因有感於全面使用白話文的新文化運動導致百花齊放、共產主義興起，國民政府被打敗趕走，因此在中學國文教材上，恢復大量的文言文，以古代忠君思想的一元化教育馴化台灣人民。這是標準的以政治考量文化教育。
時至今日，政黨已全面輪替並建構了民主體制，但守舊封建的幽靈仍盤旋在新世紀的台灣上空，攸關國民健全性格養成的文化教育，仍被源於政治的腐舊黨國思想所牽絆，在「維護傳統文化」的大帽子掩護下，將單純的現代文化教育方式論辯導引為「統獨之爭」，而後以「專業觀點」為藉口，成功維持如此高的文言文比例，全世界任何國家都沒像台灣這樣以古文為重，實在不可思議。
由於文言文跟我們日常用語脫節，無法表達現代人的感情與思想，勢必對未來新生代的現代語文運用及社會溝通能力產生不良影響。因此，即使胡適等人鑒於當時中國太衰弱，不得不鼓吹「全盤西化」，以白話文全面取代文言文，有其特殊的時空考量，台灣沒必要跟著全面使用白話文，但台灣如要成功轉變為現代化社會，實無須維持如此此高比例的文言文。
筆者服務公職時，修改過不少文句不通順的公文。例如「本土戲劇的魅力終於風華再現」一句，「魅力」怎可接「風華再現」，「終於」兩字也是多餘，應改為「本土戲劇風華再現」；「象徵著台灣社會多元豐富的生命力」改為「展現了台灣豐富多元的生命力」等。
台灣公務員都念過很多文言文且經過國家考試，如果連公文都詞不達意，會影響公務的執行，不利國家的發展。這跟中學時是否熟背文言文沒什麼關係，是國文教學方法出了問題。如果老師只一味要求學生背古文，卻無法解析作品的思想、結構與文字技巧等，學生食古不化的結果，太多的文言文，反有礙他們對日常用語的了解與運用。未來如果無法改進教學方式，在高中文言文高達45%到55%的情形下，新生代的語文表達能力，仍很難改進提升，將影響國家社會現代化的建構與發展。
即使從中國古文的文學價值來看，固然古詩詞情景交融、詞句優美、意境深遠，史記等敘事簡潔有力，但由於中國古文深受儒家思想的牽制，大部分文言文都以「文以載道」的概念為主軸，大都是很空洞的道德闡述，幾乎沒有深入探索人生的小說與戲劇，或可激勵現代人的論說文如培根的「知識論」。跟西方文學相較，中國古文充滿假道學，不像莎士比亞的4大悲劇、希臘悲劇、荷馬史詩、歌德的浮士德、但丁神曲等，對人類飄忽不定的命運與複雜的人性有極為深入的剖析，因此這些西方文學可超越時空，感動現代人心，成為人類珍貴的文化遺產，中國文學則只有「紅樓夢」及杜甫等人的詩詞可在世界文壇留名。
杜甫、李白、蘇東坡、陶淵明、李商隱等人的古詩確有超越時空的永恆價值。如杜甫古詩「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就以擬人化及情景交融的景象，很精準、深刻地描寫了人類在某種時空下都會有的驚恐情緒，超越了時空的侷限，有永恆的文學價值。候孝賢的經典作品「刺客聶隱娘」的一些場景就成功展現了該詩句的意境。
「刺」片中聶隱娘父親等人歷經突襲後在農莊休息一夜，隱娘天未亮即離去追查遇襲緣由。在靜謐的銀幕中，雲霧縈繞的清藍寧靜湖水展映在觀眾眼前，一群飛鳥哇的一聲劃過天邊，突然間寧靜的湖水湧出一波一波的漣旖，細微的水蟲、小魚划水聲流洩而出，一隻飛鳥飛越湖面；而後鏡頭轉向室內，磨鏡少年在天色微亮的暈黃色屋內，聽到柴火嘶嘶燃燒聲，警覺到聶隱娘已離去，屋外隱約傳來狗吠聲與馬鳴聲，他急忙跑出去找聶。這一連串的畫面有如杜甫古詩「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驚心動魄場景再現。
在一片寂靜的鄉野、村莊，萬物突然發出的細微聲音，都會讓曾經飽受驚嚇的人心驚膽跳。大自然寧靜中的浮動聲音與寂靜室內的柴火燃燒聲，在靜態的影像中浮現戲劇張力，映照出故事的轉折與磨鏡少年心緒的波動。這就是杜甫詩作的文學價值—可跟現代電影人的心靈相通連結。但這並不表示，古文可以維持如此高的比例，好的詩詞應保留下來，但無法跟現代人心靈交融的八股文言文必須大量減少。
此外，就現代文學作品探索現代人心靈、引發讀者共鳴的功能來看，中學國文選用現代作品委實太少了。我們從現代人的生活來探討高中生要有甚樣的文學讀物好了。20世紀西方現代文學最有名的小說技巧應屬意識流。現代人生活緊張、競爭激烈，在壓抑的環境中，每個人難免有意識亂流的經驗，這是西方現代小說意識流技巧產生的背景原因。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處在某個時空中，例如在等公車，突然看到某個東西、想起某件事或一直在思索某個事物，內心因此不斷地流動著跟現場時空環境完全不同的意識—感覺、想法、經驗甚或回憶。旁人看到我們時，只看到我們在等公車，完全不曉得我們內心的意識已飛離現場到另外一個時空。這種意識的流動，是毫無秩序、邏輯的，連自己都不自覺此種意識的流動，沉陷在意識亂流中，渾然忘我到所等的公車從自己前面駛過而不自知。
由於意識流是現代人常有的生活經驗，為真確地捕捉、探索人類內在心靈活動，現代文學常用人的意識流，精巧地展現故事中主角隨著內心意識的流動，時空不斷地轉變、交錯，故事情節於現在/過去/未來的三度空間中進行，以呈現主角內心雜亂的心理變化與複雜的心緒，而有別於傳統小說時間、空間循序漸進的平面化敘事結構，改變了讀者的閱讀習慣。
台灣現代主義文學旗手白先勇的經典作品「遊園驚夢」，運用了意識流技巧描寫女主角錢夫人毫無邏輯、不斷斷裂的時空跳躍回憶，很精細、寫實地呈現了女主角的內心世界：錢夫人酒後不斷跌落時空中的意識流動勾動了她輝煌的戲子生涯回憶，映照出她今日的沒落，今昔對比，令人不勝唏噓。
另一位現代主義文學大師王文興的驚世之作「家變」，更是運用意識流技巧，建構了新穎的敘事結構，讓主角范曄在尋父過程中隨著情節的演變，透過不斷轉變的時空，很自然地鑽入他小時與父親相處的意識中，從而精準地描繪出年輕一代對老一輩的心理變化，以及父子衝突的深層心理因素，揭露了我們不敢面對的人心真相與殘酷人生，令人震撼又感傷。
從上述作品的內容與技巧可知，現代文學可精準地反映現代人生活，有助於年輕世代對生命價值的了解，建構比較有現代化觀點的人生觀。但現行中學國文教材充斥著無法反映現代人生活與生命經驗的文言文，對現代青少年對人生的了解與健全心靈的建構，幾乎沒助益。故那些充滿封建思想的文言文應大量刪減，增加能反映現代人生的當代文學作品，但應從文學價值來選材，而非以狹隘的統獨觀點來衡量選用，這樣會失去文學最重要的提升性靈之功能。
德國、日本等進步國家戰後能迅速從廢墟中崛起，成為世界名列前茅強國的主要原因是，他們的國民普遍有不錯的現代化思想、人文素養及開闊的心靈與獨立思考能力。這些優異的國民特質，是在中小學時經由健全的國家語文教育培育而成。這也是為何民初梁啟超、胡適、魯迅、蔡元培等人，為了要改造國民性格、推動「新民說」，全力鼓吹使用白話文、廢除文言文的原因所在。國家文學教育的重要性於此可見。
台灣已邁向21世紀，如果國人沒經過國文教育的教化培育，養成有現代思想與開闊心胸的國民性格，台灣只靠表面上的民主體制打造，是無法建構現代化國家的。因此，無論就現代思想的啟發，現代人感情的抒發與溝通，以及對人類生命價值的了解來說，文言文都不應有如此高的比例，應減少那些無文學價值的八股論說文，增加對台灣現代人心與社會有深入探索的現代文學作品。未來如果我們還不徹底醒悟，無法減少中學文言文比例，國人對人生的了解仍將很平面化，人民的思想仍會停留在前現代的農業社會，妨害台灣往前邁進與現代化的建立。
＊作者為退休駐美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