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是請一頓飯就過去、要持續下去，讓更多人能夠因為我們的故事站起來……」19日午間，寒風中的立法院開辦一年一度「人權辦桌」活動，在街頭宴請街友與政治受難者吃好料、唱歌、一起熱鬧，這樣的活動已經連辦5年。活動發起人之一係如今已71歲的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欽生，談起為何想辦這樣另類的「辦桌」，活動前夕「人權辦桌」臉書粉絲專頁發佈一支訪談影片，陳欽生便說出心聲──希望能有更多人，因為受難者們的故事站起來。
來台灣唸書卻橫遭冤獄判刑12年、出獄成街友 如今他街頭辦桌宴請窮苦
據《風傳媒》過去報導，陳欽生1949年出生於馬來西亞、17歲放棄英國留學機會到台灣讀大學，回想起這段他曾嘆：「這是我這一生做過最不好的、最錯的決定了。」1971年3月，陳欽生莫名因為被懷疑涉入「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被捕，他以為來台灣讀到大學畢業後就可以回國的夢也碎了。
先是經歷疲勞審訊、針插指甲、全身倒吊再灌水、毆打到吐出血塊再被逼吃掉，被迫寫下自白承認自己涉案後又遭判刑12年，陳欽生甚至曾舉手求法官判死刑：「12年後回到社會上我會變成什麼樣的人，我根本就不敢想……」牢獄度過人生最精華12年後，陳欽生出來因為拿不到身份證而找不到工作，30幾歲就成了所謂「街友」露宿萬華一帶，也曾連續3個月在昆明街翻餿水桶找食物吃，直到貴人相助才順利得到工作、找回身份證、結婚成家：「我33歲離開監牢，36歲才開始我的人生，我現在非常幸福。」
如今的陳欽生係國家人權博物館資深志工、發起的「人權辦桌」一辦5年，說起當年「貴人」何在，陳欽生於活動前夕受主辦專訪影片講到，是有天去找東西吃的時候一間餐廳後門突然開了，一個不知道是廚師還是老闆的人問：「年輕人，你為什麼會在這地方這樣？為什麼不去找正當工作？」
聽完陳欽生的故事，那廚師提議：「我願意幫你，在這痛苦的時間裡。」陳欽生起先還有些抗拒，說如果把自己當乞丐的話就不要了，但那廚師接著說：「我絕對不是把你當乞丐看待，我看你有機會，是可以自己站起來的人。」
之後陳欽生接受對方幫助，每天下午3點拿兩個便當撐過最難熬的日子，當時也沒想過將來能否再見到對方、過一天算一天──然而，或許是這份恩情讓陳欽生感念至今，當陳欽生事業有成、也有餘力投入人權工作時，他便提案在街頭宴客，2016年首次舉辦，讓曾經受苦的政治受難者、正在努力求生的街友一起吃飯，他堅持：「不光是請一頓飯就過去，要持續下去。」
「我們每個人出來的時候都受迫害、追蹤管束」遭警察騷擾到一再失業 政治受難者普遍困境
2020年12月19日的人權辦桌，下午1點半陳欽生已不在現場、趕去下一場演講，但現場熱鬧持續，不管年輕或年老都在席間、有人上台高歌一首《港都夜雨》，席間有街友也有政治受難者，放眼望去無法區分身份、人人平等，經由志工領路才找到一位政治受難者，如今高齡80的高金郎。
「我也是記者同業喔！」聽到採訪，高金郎笑了。高金郎出生於1940年，少年時接觸台灣獨立思想、讀了廖文毅的文章以後改變，隨後因為當兵時對《叛艦喋血記》一句玩笑話被舉報，判刑15年期間又參與過1970年獄中發起的台獨運動「泰源事件」、成為少數倖存者，即便後來努力重考上新聞系、走上記者之路，也曾碰過這樣的事：「老闆跟我說，政治犯立場不能讓他爸爸知道，不然他不敢用我。」
儘管高金郎先後在《自立晚報》實習、任職《民眾日報》20年、甚至做過駐東京特派員，問起「人權辦桌」發起人陳欽生出獄後苦無工作、不斷碰壁的狀況，高金郎嘆，這是受難者普遍遭遇：「我們每個人出來的時候都受迫害、追蹤管束，做什麼事情都有人追蹤，不然就是來跟你老闆查帳、逼你老闆不准用你。」
每周被警察固定「關切」是常態，高金郎要去東京時出入境管理局一度不發簽證，就連高太太也常被警察騷擾，「一天到晚來講那些五四三！」一旁的高太太至今仍有些氣憤。高金郎說，太太是國防醫學院畢業的，會受到的限制特別多，尤其當出身保守體系的人跟政治犯結婚，更會被列入檢討、防範對象，希望太太的思想不要被影響，不過講完他也笑：「他越恐嚇，我們越好！」
下午2時，拍攝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攝影展「平行人生」也在人權市集進行了，一張照片是受難者的真實人生，一張則是他們的平行人生。如果當年沒遇到政治迫害，他會過著怎樣的生活？如果不是因為父親當年收留農運領袖被牽連槍決、家庭破碎，曾備受家人疼愛的黃秋爽或許如今會被栽培成聲樂家，如果不是因為當年加入社會主義讀書會、被禁止思想自由政府判刑，讀到新竹第一志願的周賢農或許會繼續考上醫學系、成為醫生──不過在高金郎的故事，策展團隊成員小球便說，高金郎的故事沒有「平行人生」，訪談時團隊發現，高金郎無論碰上任何轉折都會走上記者之路、為民主自由發聲。
如今問起如何看「人權辦桌」這活動，高金郎說自己每年都來，這裡最好的就是不分年代、不分政治立場都能來參與，如果彼此之間有什麼不了解，一頓飯之間也能溝通。對於如何看待也來吃辦桌的街友，高金郎說，街友其實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不只是街友個人導致的，如果社會福利能做好，在街頭掙扎求生的人們也會減少。
「就算被壓迫、被壓榨還是去面對去求生存，雖然這是歷史，如果台灣年輕人能知道，台灣應該會更強…」
曾經是街友的人又怎麼看「人權辦桌」？宴席間，曾在街頭生活、如今是知名《大誌》銷售員的「飛機大哥」說，他覺得這活動當然是有意義，特別在於主辦者是個來自馬來西亞的白色恐怖受難者。飛機知道陳欽生的遭遇，他最不忍的是，陳欽生是一個外國人來台灣受到政治壓迫、流落街頭，「如果發生在我身上無法承受，如果是我在故鄉碰到，可能有親友幫忙、有後援，但他沒有。」
但飛機也看到，陳欽生撐過來了，甚至也去募集經費來幫助弱勢的、貧窮的無家者，「我總結一句話，不簡單！『飲水思源』這句話聽過很多次，多少人做到 是另回事，但如果這種人在社會上越多，就算被壓迫、被壓榨還是去面對去求生存，雖然這是歷史，如果台灣年輕人能知道，台灣應該會更強。」
最後談起無家者，創立10年、長期協助街友的芒草心慈善協會，其生活輔導員丘亞儒便在人權市集短講時間分享，自己曾是一名工程師、當過小學老師，他原本以為貧窮離自己很遠，但現在只覺得貧窮非常近，至少相較於「變有錢」來說是隨時可能發生的。
丘亞儒說，芒草心服務的是一群在街頭沒有住的地方、無家可歸的人，一開始被稱為「流浪漢」、後來稱為「街友」，但隨著街友之名越來越被污名，芒草心這邊也產生新的稱呼「無家者」──意即，沒有住的地方、沒有家不是個「身份」，一個人通常不是出生就沒地方住，這是個暫時的狀態。
多數人對街友的印象是「好手好腳不工作」，只是邱亞儒也引述社會局的生活調查，事實是8成街友都有工作。為何有工作還在街頭，後來協助街友的人們發現，這些人多數從事派工、臨時工，這些行業共通點是門檻低、不需要特別學歷技術，即便年老、身體健康有狀況的人也可能做，但相對這些工作也都低報酬、高風險、高時數。
例如舉牌工，必須清晨6點就到艋舺公園等叫工、站8小時，一整天工作12小時只有800元、而且這份工作不是每天都有，又例如《大誌》銷售，雖然一本100元可以抽50元，但一天下來可能賣不到幾本。
社會局調查顯示，多數無家者一個月平均收入只有1萬元，而丘亞儒說，月薪不到1萬在外租屋顯然不夠、台北隨便一個雅房就7000，多數無家者是很努力生活，但錢不夠租屋、睡外頭、精神不好又被老闆開除，成為惡性循環：「他需要很長一段時間、需要很多幫助，從街頭回到一般人生活。」
多數無家者的夢想是找到能安穩生活的地方，丘亞儒說，芒草心的工作之一便是替無家者完成夢想，包括提供短暫住所、協助個案申請社會福利或工作媒合，最終目標是要讓無家者有能力去租屋。至於如何接觸無家者，來源包括社會局介紹、社工外展探訪街頭。
每周芒草心都會辦「生活討論會」、丘亞儒自己一年下來就聽到近50個住民的故事，每個人都因為不同原因掉落貧窮，丘亞儒深刻意識到貧窮其實不遠，也因此期盼：「我可能只是還沒到跟他們一樣發生什麼事，希望哪天我不小心掉落到貧窮，這社會是友善的。」
人在街頭原因很多，陳欽生與政治受難者的遭遇是一種，年老、生病、失去家庭是一種，而陳欽生堅持繼續辦、年年募款的「人權辦桌」，或許就是為受苦的人們撐出友善空間的一條路，在這裡人人平等、人人有機會越過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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