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西亞中部的西迪布濟德市是「阿拉伯之春」的起點，也是布瓦吉吉（Mohammed Bouazizi）的家鄉。他26歲的年輕臉龐，高高印在一處大樓牆面上供人瞻仰。
每個人都知道，布瓦吉吉就是那位自焚抗議政府腐敗的小販，也是無意間掀起中東與北非革命巨浪的一陣微風。10年前，當他全身三度燒傷、躺在醫院痛苦掙扎，外面的群眾將他奉為英雄；當他終於撒手歸天，人們抱著復仇的信念推倒了獨裁政府。首都突尼斯甚至有條大道被冠以布瓦吉吉之名，紀念他對民主的貢獻。
10年後的今天，這幅肖像卻成了痛苦的來源，人們看著它，彷彿具體看見一場灰飛煙滅的美夢。
「我會咒罵它，我想把它弄下來，」54歲婦女伊曼（Fathiya Iman）被問及對肖像的看法時，恨恨地說：「就是他毀了我們。」
布瓦吉吉的母親與弟妹一家人，現在已經避居於加拿大，幾乎完全不跟家鄉人聯繫。布瓦吉吉的表親蓋伊茲（Qais Bouazizi）也說，他的家族姓氏原本是突尼西亞的驕傲。「現在，西迪布濟德市跟布瓦吉吉這個姓，聽來都像詛咒。」
這十年發生了什麼事？
小販自焚，人民起義
2010年12月18日，布瓦吉吉因為擺攤商品被沒收多次，憤而當街自焚，抗議政府官員腐敗的手停不下來，對巨大的貧富差距視而不見。他的死引發極大回響，當時20多歲至30多歲的年輕失業人口不斷增加，擁有大專學歷的人甚至更慘。怨氣一口氣爆發，群眾決定不再隱忍統治20多年的班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獨裁政府。
與布瓦吉吉年齡相仿的哈姆迪（Zakaria Hamdi）說：「當時和我同輩的人，90%的狀況都一樣。我們完成大學學業，卻發現連一杯咖啡或一支菸都買不起，而政府把我們當成寄生蟲。」
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在回顧阿拉伯之春專題指出，其實突尼西亞在10年前，仍算是中東與北非表現較好的國家──每年經濟成長率達5%、高等教育人口比例頗高，計算貧富差距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也從2000年的36.1%降至2009年的30.7%，世界銀行（World Bank）該年報告甚至稱突尼西亞是「區域典範」。
但分析認為，這些數字並沒有反映真實情形，貧窮指數至少被低估20%以上。班阿里擔任總統23年間，採取開放市場的改革策略吸引外資，並推動至少200間國營企業私有化。但這些經濟紅利並沒有流到人民手上，反而被政治菁英與特權家族壟斷，前總統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時代的社會福利更被大大削減，貧富差距不斷加大，成為民怨爆發的主要原因。
民主轉型成功，經濟卻一蹶不振
在2011年趕走獨裁者之後，突尼西亞發揮罕見的和平對話精神，一步步邁向制憲。不像埃及革命後的政治解放「倒退嚕」，也沒有像葉門、敘利亞一樣陷入內戰，突尼西亞在2014年首次完成國會與總統大選，至今都還保有言論自由，漸漸成為新的民主國家。
然而，人民雖奪回了政治的掌控權，經濟弊病卻始終沒有起色。《衛報》（The Guardian）報導，突尼西亞歷經數年政治動盪，生活水準劇烈降低，受到新冠疫情影響，今年經濟成長率被預估將縮水多達7%，失業率也已超過18%，其中八成以上都是年輕人。
此外，突尼西亞也飽受伊斯蘭國（IS）、博科哈蘭（Boko Haram）等恐怖組織困擾，2014至2017年間頻繁的恐怖攻擊，讓觀光業一直無法重回往日盛況；高失業率更導致許多年輕人被激進思想吸引，一度成為「聖戰士」占全國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更多人選擇偷渡地中海，渴望在歐洲找到出路，《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7月報導，突國人民已經是非洲往歐洲的海上難民最大宗來源，當時發現一批1.1萬人的難民中，多達4000人都是突尼西亞公民。
「什麼都沒有改變，事情只有變得更糟。」35歲的阿什拉夫說，10年前他就在對街，眼睜睜目睹布瓦吉吉在身上點起火焰。
60歲婦人古來希（Aisha Quraishi）也認為，貪腐還是無所不在，而她的生活依舊需要外國援助來接濟。「我們贏得了自由……但我想要的是自由與尊嚴，不能兩者兼得嗎？」
民主對話避免內戰
突尼西亞在2019年完成第二次總統大選，順利過渡為民主政體，讓各界紛紛好奇其中「秘訣」。外界分析的原因包括：突國軍力相對弱小、不涉政治；地理位置遠離阿拉伯世界中心、較無戰略價值；以及在戒嚴時期就偷偷運作、蓬勃發展的公民社會等。
但突尼西亞並非沒有遇過危機。2013年，2名政黨領袖遭暗殺引發群情激憤，加上伊斯蘭政黨「復興運動黨」（Ennahda）與其他政黨的歧見日益加深，國家瀕臨內戰邊緣。此時，四個民間組織組成「突尼西亞全國四方對話」（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並積極調停，促使各政黨和平協商，也獲得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殊榮。
全國四方對話的前領導人之一布查茂伊（Ouided Bouchamaoui）回想當年，心有餘悸地說：「相信我……那原本可能會變成一場內戰，我們會變得跟利比亞一樣。」
DEZ ANOS APÓS O INÍCIO DA PRIMAVERA ÁRABE, PROTESTOS GANHAM FORÇA NA TUNÍSIA
— De Olho no Front (@deolhonofront) December 16, 2020
Reuters: Protestos dispararam novamente nas últimas semanas nas cidades mais pobres do sul da Tunísia contra desemprego, serviços públicos precários, desigualdade e escassez. pic.twitter.com/fjcaq7awwy
也許突國真的比較幸運，2013年時，埃及已陷入第二場革命的混亂狀態，首位民選總統穆爾西（Mohamed Morsi）被軍事政變趕下台，他所屬的伊斯蘭政黨「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再次被判定為非法政黨並慘遭鎮壓，這些慘況，復興運動黨全都看在眼裡，他們也擔心突尼西亞重蹈覆轍，因此才會更願意接受和平對話。
然而統領國家並非容易上手的遊戲，對於剛拿到權柄不久的政治人物更是如此。復興運動黨前部長歐尼希（Saida Ounissi）指出，他們深知經濟改革的重要性，但在民主國家，重大政策的推行實屬不易。例如，曾有國際專家建議他們像埃及一樣，採取浮動匯率吸引外資，但前兩年勢必將造成嚴重通膨與物價上升，人民還要吃苦很久才能稍微看到成長。
「我告訴他們，我們等不了兩年，」歐尼希說：「當權者不能做出明知對大部分人民而言很困難的決定，我們有選舉，而且人民可以抗議。」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突尼斯中心主任雪利夫（Youssef Cherif）也說：「我們看見很多外資去投資摩洛哥、埃及等國家，這些威權國家可以提供一樣便宜的高品質勞工，但麻煩更少，福利要求也更少。這也讓許多較年長的人開始懷念起威權時代。
《衛報》與YouGov合作的最新調查顯示，70%的突尼西亞人曾經支持革命，但現在只剩下59%的人「不曾後悔」；認為生活有所改善的人不到3成，而有高達84%的人都認為貧富差距變得更大了。
— Said Haddadi (@SaidJHaddadi) December 17, 2020
民主與自由也有「貧富差距」
對比突尼斯與沿海富庶地區，包括西迪布濟德在內的中南部人民的政治參與意願也不斷下降。社運人士阿姆里（Hicherm Amri）認為，民主對內陸地區的幫助並不大，人民也較沒有力量改變現況，不免認為民主是沿海富人與菁英玩的遊戲，這種現象與伊斯蘭主義無關，也與威權遺毒無關，更像是美國或英國民意煩惱的聲音。
「政治人物與人民之間的鴻溝愈來愈大，舉世皆然，突尼西亞也不例外。」
回到西迪布濟德，布瓦吉吉的墓地遵循伊斯蘭的簡約風格，連個柵欄也沒有。布瓦吉吉的友人提利利（Mohamed Tlili）談起那些曾被迫流亡或入獄的異見人士，如今已是掌握大權的政治人物，口氣流露無奈。
「（布瓦吉吉）他死了，而那些人贏了，」提利利說，「他們從沒想過能夠完成的事，因為他而得以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