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玉玲觀點:在行動中相遇─與1970年代「大學生靈安社行動」對話

2020-12-19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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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靈安社行動」促成七〇年代學生跨出校園、駐點歸綏街,參與社會行動。時隔二十年,解嚴後的年輕學子也聚集到歸綏街,參與公娼對抗台北市府廢娼政策,重建社會情感,再返身長出新的社會認識與文化實踐。圖為本文作者於九〇年代末投入台北市公娼抗爭、串連國際妓權行動。

「大學生靈安社行動」促成七〇年代學生跨出校園、駐點歸綏街,參與社會行動。時隔二十年,解嚴後的年輕學子也聚集到歸綏街,參與公娼對抗台北市府廢娼政策,重建社會情感,再返身長出新的社會認識與文化實踐。圖為本文作者於九〇年代末投入台北市公娼抗爭、串連國際妓權行動。

閱讀《踏過煙花,靈光乍現─1970年代大學生靈安社行動》,時間被拉長幾近半個世紀,今昔相互投射,映照複雜多元的向度,鑑視大學生走出學院高牆與民間子弟團相互連結、學習的行動,及後餘波盪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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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收錄了行動組織者邱坤良對十年歷程(1975-1985)的完整記錄,以亦步亦趨的田野觀察,書寫空間、人物、場景、事件,鉅細靡遺,歷歷如繪,且留下當時藝文界對此行動的評論、定性和期許。數十年後,彼時年少而今盛年的參與者紛紛書寫感懷,呈現複數的聲軌、多元的視角,以今日之眼,看昔日之事,多了些原本不可見的視框,少了些風火上路時的急躁,眾人協力梳理行動與時代互動的皺褶,凝視經歲月發酵至今的啟發。

1970年代文化大學地方戲劇研究社的大學生,向靈安社子弟拜師求藝,協力合作。(林柏樑 攝影)
1970年代文化大學地方戲劇研究社的大學生,向靈安社子弟拜師求藝,協力合作。(林柏樑 攝影)

以參與者為主體的書寫,不免留下今昔比對的自我質疑,或是細說初衷,或是自陳侷限,或是懷舊感念,又或是以今日之識重新詮釋往日之實,來回辯證。從經驗到學習,原就是鋸齒狀進進退退的歷程,發生的當下未必有能力將直接體驗轉化成深刻認識,要在之後數年、甚至數十年後,經由生命歷練的開展,才得以超越個人有限視角,拉出歷史性的參照座標,思索對自身的影響,對時代的意義。作為讀者,我有幸藉由閱讀,受邀進入非線性的時光迴廊,打開捲軸般,來回瀏覽事件前後的記錄,僅整理以下的學習與思索,作為初步回應,接續對話。

一、脈絡與傳承,那些被貶抑的與被重建的

北管子弟戲是由庶民生活裡長出來的表演體系,不受政治篏制,但難免受到政治影響;業餘表演雖與營生無關,也無法豁免於生產與消費的經濟連動。

政治上,早在日治末期的皇民化時期,為服務軍國主義擴張而禁制本土語言、文化,台灣民間戲曲已遭受第一次打壓。戰後改朝換代,國民黨政權以凝聚「反共復國」的政治意志,獨尊國劇(平劇)所代表的正統中原文化,本土文化受到政策性的貶抑、輕視,未臻藝術之林,不被納入學院正規課程。更不用說,冷戰結構下台灣極力擁抱西方現代化,崇尚歐美文化,導致傳統藝術更受賤斥與邊緣化。

經濟上,六〇年代起犧牲農業、扶植工業的政策,將台灣正式納入資本主義的邊陲生產,免稅優惠政策獎勵外資來台,一個個加工出口區在都市邊緣設立,吸納大量農村子弟進入勞力密集的生產線。過往農業生活中,信仰、祭祀、娛樂、社交、勞動與生產緊密結合的情景不再,都市化消費社會形成,進入家戶的電視娛樂填補了文化需求,也相對弱化了與酬神節慶的內外台演出,歌仔戲班及布袋戲團紛紛轉入電視錄影,業餘的子弟團就更沒有演出機會了。

「大學生靈安社行動」沒有範本,每一步都由大學生與老子弟藉著實作、相處,邊做邊學,兩代人合力留下散亂不齊的文化印記,至今仍餘清芳。(林柏樑 攝影)
「大學生靈安社行動」沒有範本,每一步都由大學生與老子弟藉著實作、相處,邊做邊學,兩代人合力留下散亂不齊的文化印記,至今仍餘清芳。(林柏樑 攝影)

就在這個幾近青黃不接的文化裂罅中,「大學生靈安社行動」逆向而行,背對電視娛樂取代子弟傳承的消費趨勢,直面迎向搖搖欲墜的地方戲曲,讓老子弟與大學生在行動中相互承接。彼時才二十六歲的博士生、兼任講師邱坤良,帶領文化大學「地方戲劇研究社」的大學生,向靈安社子弟拜師求藝,協力合作。行動沒有範本,眼前沒有路,每一步都由大學生與老子弟藉著實作、相處,且戰且走,邊做邊學,兩代人合力留下散亂不齊的文化印記,至今仍餘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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