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次應訊之後，雷震也意識到自己由於此一訴訟，可能將失去自由，進而影響《自由中國》的後續運作。為此，雷震三月七日找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三人商量，萬一他失去自由，刊物之後應如何辦理？戴杜衡態度比較消極，回應應該「要請胡先生多負責任」。雷震以為「我萬一失去自由，社會必對本刊同情，你們三人可一樣支持下去」，戴杜衡卻主張屆時應暫時退卻，他的態度使雷震不能理解。
對於陳懷琪事件，胡適認為國民黨當局不該打此官司，成舍我勸胡適出面協助解決此事，胡適則回憶當初《自由中國》的發起人是時任政務委員的王世杰，認為王世杰應該出來協助處理。此外，胡適在雷震請託下，已經著手用委婉的方式撰寫支持《自由中國》的文章。另一方面除了雷震本人，他的朋友或是支持《自由中國》者，也分別透過他們的人脈，希望化解國民黨當局藉此事件對雷震和《自由中國》造成的壓力。
蔣中正總統猜想胡適等人可能對雷震伸出援手，在三月十日於會報上公開說：「王雪艇（王世杰）與胡適之叫人家不要干涉司法，他們也不要干涉司法才好。」雷震聽到成舍我轉述後，認為「果真都不干涉司法，陳懷琪事件當然不會發生的」。
三月十九日上午，陳啓天和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討論此一事件，張群先表示「他們抓到一個證據」，「已到法院，則依法解決」。不過，陳啓天再追問「檢察官後面是否有人，陳懷琪後面是否有人」時，張群則未回應。最後，張群答應向黃少谷和陳誠說情，但不打算直接和蔣中正總統提及此事。
三月二十一日，雷震為了陳懷琪事件分別去找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王雲五和阮毅成。王雲五對雷震過去批評的「黨部干涉司法」，表示認同之意。王雲五打算之後再與行政院長陳誠商量，並「與（黃）少谷全力研討解決方法」，王雲五更認為「今雷案關係不下於孫案」。而阮毅成則轉告雷震，陶希聖對雷震的不滿。陶希聖批評雷震過去曾散發指控他為漢奸之傳單，又指稱陳懷琪的投書是雷震根據陳懷琪後來那封更正函描寫的，所以字跡相同。雷震對陶希聖這兩項誣陷的說法，憤怒不已。
三月二十四日莫德惠來拜訪雷震，告知陳懷琪事件透過陳誠的管道已經不通，必須另外有人向蔣中正總統疏通，才能化解。三月二十五日雷震第二次赴地檢處應訊後，成舍我認為情勢相當險峻，建議雷震辭去《自由中國》發行人，將相關事務交由夏道平多負責，而且雷震本人應考慮出國避風頭，以緩和陳懷琪事件引發的訴訟。而胡適則認為解決陳懷琪事件的最後關鍵還是蔣中正總統，曾經多次說要靠禱告，希望常識讓蔣中正清醒一下。為了請胡適多採取實際的聲援行動，三月二十七日胡秋原、端木愷拜訪胡適，要求胡適出面幫忙處理陳懷琪事件，據理力爭，他們認為這起事件表面上是整雷震，實際上是打胡適，如雷震坐牢，胡適將無法再做中研院院長。胡適與胡秋原、端木愷商量之後，決定請王雲五幫忙。而胡適迅速採取行動，當天晚上就前往拜訪王雲五。
四月二日陳啓天約雷震談話，陳啓天告訴雷震，他已經找陶希聖、谷鳳翔、陳建中等人談過，谷鳳翔不敢出面為雷震說話，陶希聖則認定過去發放傳單指他為漢奸是雷震所為，因此陶希聖對雷震「恨甚」。陶希聖又說，政府不敢和雷震進行談判，因為怕雷震不但不肯接受政府意見，甚至還會公開發表。
就此而言，陶希聖對於雷震的痛恨，比較真實反應了他的態度。相對的，谷鳳翔「不敢出面」的說法，則和雷震的認知差距甚大。雷震認為，除了軍方總政治部、警備總部之外，司法行政部部長谷鳳翔也介入其中。由於《自由中國》自一九五八年年底至一九五九年年初，曾發表多篇文章大力抨擊谷鳳翔及首席檢察官延憲諒「奉命不上訴」事件，所以谷鳳翔便趁這次機會從中搗亂，進行報復。
至於陳懷琪事件在一九五九年得以暫且告一段落，主要還是胡適的協助。特別是胡適發表在《自由中國》的兩篇文章〈容忍與自由〉及〈胡適之先生給本社編輯委員會一封信〉，是胡適判斷情勢對雷震和《自由中國》「不容樂觀」，希望藉《自由中國》刊登文章表達立場，以化解來自國民黨當局的壓力。
雷震從一九五八年底開始，已曾多次致函胡適催討這篇以「容忍」為標題開頭的文稿。而胡適此前可能已經注意到強人威權體制的氛圍下，《自由中國》的言論面對到的問題。根據金恆煒研究考證，胡適這篇文章醞釀許久，最早或可追溯到一九五七年，胡適並曾於一九五八年間對胡頌平表示：「其實容忍就是自由：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一九五九年一月陳懷琪事件發生後，二月九日雷震給胡適的信中，更強調胡適發表文章有「支持」作用。胡適二月十九日給雷震的覆信仍未交出這篇文章，但就陳懷琪事件，胡適不客氣地指責自由中國社自始便對讀者投書的處理失當：
陳懷琪的原信就是不應該登出的……於用真姓名的投書人當然是很不利的，於《自由中國》半月刊當然也是很不利的……登出此信是大錯。登出全文更是大錯。用那樣的標題更是大錯……何況此種投書大有可疑，你們何以竟如此深信而不懷疑？……我勸你立刻找最高明的律師，把一切資料請他研究，準備吃官司，準備封報館。
胡適雖然寫信批評《自由中國》處理的方式，不過，他基本上還是支持雷震和《自由中國》的。胡適在雷震第一次到地檢處應訊後，亦有所行動，他一方面請王雲五出來調停，一方面給《自由中國》寫了一封譴責的信。這一封致《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的信，落款顯示是胡適三月五日寫成。三月十二日胡適〈容忍與自由〉一文也終於寫成，送到雷震手中。
胡適寫信是希望《自由中國》刊登，透過被譴責以及文章處理方式的具體改變，包括讀者投書應用真姓名、真地址，最好不用不記名的「社論」，也要停止刊登容易被看作尖刻輕薄的「短評」，爭取國民黨當局不再透過陳懷琪事件強力壓制雷震和《自由中國》。由於涉及編輯方針影響雜誌的風格，雷震沒有決定馬上刊登這封信。
相對地，〈容忍與自由〉雖然完全沒有提及陳懷琪事件，但陳啓天認為胡適該文是「用自責口吻為《自由中國》講話」。而金恆煒晚近的研究也指出，胡適該文引用康乃爾大學史學老師伯爾（Prof. George Lincoln Burr）的格言，卻「把宗教的寬容，挪用在政治的『容忍』上，目的是避禍」。
因此，雷震收到〈容忍與自由〉這篇文稿後，隨即將之刊載於三月十六日《自由中國》第二十卷第六期。而在《自由中國》該期社方〈給讀者的報告〉中，除了對胡適提供文章表達感激，也依胡適文意做了自我反省：
「我不會錯的」心理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所以胡先生特別強調容忍之可貴。這一提示，固然給那般自以為是而迫害異己的權勢中人以教益，同時也是我們爭取自由的朋友們所應珍視的。
不過，胡適寫給《自由中國》的那封譴責信未被發表，他認為雷震和《自由中國》的回應仍然不夠。三月二十六日下午，胡適至自由中國社談了一個多小時，堅持要求將他寫的信刪改之後發表。三月二十七日胡適去見王雲五，請他協助《自由中國》排解因陳懷琪事件造成的困擾，應該也提及刊登他寫給《自由中國》那封信的重要性。
隔天二十八日，王雲五請雷震來談，再次傳達胡適要求發表這封信。雷震認為此事不好自行做主，先與胡適通電話，電話中胡適仍堅持刊登該信，雷震遂邀夏道平同去胡適處當面商量信件內容。
胡適之所以堅持信件要立即發表，是為有利於王雲五為雷震《自由中國》向當局講話，胡並再三勸雷震容忍：「個人榮辱事小，國家前途事大，要多多忍耐，不要把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搞垮了！」夏道平回憶胡適當時的狀態：「胡適一向自稱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可是到了晚年，他卻再也樂觀不下去了。」
二十八日晚間雷震與胡適一起拜訪王雲五，胡適和王雲五兩人又力勸雷震發表該信，雷震終於答允。該信經胡適刪改，由雷震帶至工廠發排。不過，宋英對此信並不贊成，她告訴雷震「寧可坐牢，亦不應發表」。三十日雷震訪殷海光與戴杜衡說明此事，請求他們對發表該信的諒解。
歷經前述的轉折，《自由中國》先後刊出胡適的〈容忍與自由〉與〈給本社編輯委員會一封信〉兩篇文章，「構成一體兩面的作用」。陳懷琪事件就在《自由中國》刊登胡適那封〈給本社編輯委員會一封信〉，表示「我們應該檢討自己的編輯方法的是否完善」後，算是向國民黨政府妥協而暫告一段落，王雲五也寫信，請蔣中正不予追究。
王雲五是於二十九日下午致函總統府秘書長張群，信中「強調投鼠忌器之旨，請轉陳總統，宥其既往，勵其未來」。三十日王雲五列席軍事會議，張群及陳誠亦有出席。張群對於王雲五前一天的來信「甚表贊同」，便與王雲五同向陳誠「疏通」。
陳誠起初「對該刊甚表嫌惡」，王雲五則告訴陳誠，胡適已去函編委會，該函「措詞公正，責備尤嚴，該刊若為刊布，顯然有悔過之意」。三十一日王雲五並將胡適該函送交陳誠院長，陳誠「即席細閱」，並與張群稍作討論。事後，張群告訴王雲五，陳誠的態度好轉，「可望設法緩和該案」。
在刊登〈胡適之先生給本社編輯委員會一封信〉後，《自由中國》雜誌針對雜誌的內容也做了調整，自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起取消短評，社論仍照台灣通例不署名，儘管事實上困難甚多，讀者投書盡力照胡適意見調整。之後臺北地方法院檢察處就未再傳訊雷震，最後檢察官也未起訴雷震，整個事件告一段落。然而，這篇〈革命軍人為何要以「狗」自居？〉投書，日後卻又在雷震被捕後，成為起訴書、判決書中的「罪證」之一。
胡適文章刊登的餘波
另一方面，《自由中國》內部對於胡適文章的態度，以及處理方向，則仍有爭議。針對〈胡適之先生給本社編輯委員會一封信〉，四月三日《自由中國》社論委員會上，宋文明仍表示不贊成發表，認為代價太大。多年以後，傅正為雷震這段時期的日記做注解時，指出：
很顯然，胡先生是希望採自責的低姿態來化解這件訟案。但我這個一手負責處理「讀者投書」包括陳懷琪投書在內的編者，而且又是一手負責撰「短評」稿的編者，當時也是寧可我去坐牢乃至殺頭，也無法完全同意胡先生的看法。
但胡先生的好意我們不能不承認，尤其胡先生的意見我們不能不尊重。所以，在蔣經國政工幫一手導演的「陳懷琪讀者投書案」，在當時的環境下雖然不得不用發表這種道歉式的信表示屈服，但我當時內心的無限痛苦和高度憤慨，到現在註到這段日記時，雖然已超過三十年，我還是記憶猶新。特別是使我對蔣經國政工幫，乃至警備總部這種非法的黑單位的卑鄙、無恥、下流，永生難忘。
圍繞著胡適這篇〈容忍與自由〉，《自由中國》展開了一連串的文字討論。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出刊的《自由中國》第二十卷第七期，刊登來自毛子水、殷海光的討論。毛子水讚揚胡適的主張，認為「我們不能因國家而損害國民的自由。但若國家敗壞，則國民的生存且成問題，何況自由！這是爭自由的人所不可不知道的」。戴杜衡對此曾向雷震表達不滿，認為毛子水「是責備我們」。而殷海光的評論，基本上對胡適持恭維的態度，不過文末仍提出了基本角度的差異：
自古至今，容忍的總是老百姓，被容忍的總是統治者。所以，我們依據經驗事實，認為適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話，還得多多向這類人士說法。我們認為胡先生不應以這個社會對你底「無神的思想」容忍為滿足，而應以使千千萬萬人不因任何「思想問題」而遭監禁甚至殺害為己任。
同年十一月二十日的《自由中國》十週年紀念會上，胡適再以「容忍與自由」為題，進行一小時的演講。演講內容經記錄整理後，刊登在第二十一卷第十一期《自由中國》，其中，胡適對殷海光「讀後」意見做出了回應，胡適認為握筆桿寫文章的人「也有一點權，也有一點勢」，「我們絕對不可以濫用我們的權力」。
金恆煒指出，殷海光雖然沒有再公開回應胡適，但「內心著實不快」，殷認同黃展驥對胡適的批評：「他把『有影響』同『有權勢』混為一談。這一關鍵一錯，底下跟著全錯。」青年黨的朱文伯也在《民主潮》中發表文章，批評胡適〈容忍與自由〉文章，朱文伯還曾當面質問胡適：「是不是現在胡適之的言論自由也沒有了？」
陳懷琪事件引發的司法訴訟，讓雷震強烈感受到自己的人身自由受到威脅，以及國民黨當局可能透過司法迫使《自由中國》無法繼續刊行，這也是一九五九年雷震主導《自由中國》言論做出一定退讓的關鍵因素。對雷震而言，這不是單純理論、是非而已，更是在國民黨當局強人威權體制籠罩下，《自由中國》如何存續的問題。
另一方面，縱使在動員戡亂時期及戒嚴令的限制下，仍然期待在台灣儘量落實民主憲政，繼續「民主反共」的路線，實現《自由中國》的宗旨，這是雷震辦《自由中國》的目的。因此，前述的退讓是一回事，繼續期待或是推動台灣的反對黨運動，以及反對國民黨當局違憲（包含「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在內的憲法）的作為，依然是雷震和《自由中國》所堅持的基本言論主張。就此而言，一旦蔣中正總統企圖違憲三連任，則雙方的衝突不僅難以避免，而且勢必加劇。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民主的浪漫之路：雷震傳》（遠流出版）第三章第六節「陳懷琪事件與〈容忍與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