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察權的行使大多是善後工作，把以往行政部門或司法部門留下的「爛攤子」做個收拾，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若發生利害衝突，監察委員的外在雖然是政府官員，但內在卻應該站定人民優先的立場；尤其是當官員們有濫用職權之嫌，人民前來陳情或檢舉，更不能有官官相護的本位。尖尾曾提到村上春樹「永遠站在雞蛋這一邊」的哲學，就是一個監察委員應有的基本信念。所以尖尾每次對人民陳情案提出「調查報告」，順利結案時，總有某種「成就感」，自以為世上又少了一件「不公不義」。
這星期結案的是一件土地徵收案，最先發生在1973年12月初。起因是花蓮縣府在花蓮市內一塊「公共設施保留地」，設定給「文小四」（不要想歪了，和小三無關，是指「文教區的第四所小學用地」），於是花蓮市公所依規定公告該地禁建。
不料負責公告的建設課與工務課兩位課長不知是否內神通外鬼，竟在公告同一天核准一批建築執照給建商，兩年後房屋蓋好，又發給使用執照，建商得以順利賣給42戶住戶。好在那時縣府的公告徵收，不過是當時各地方政府普遍的陋習，先找個名目把保留地綁定就好，其實並沒有加蓋小學的急迫需求，即使有，財源也不足，所以徵收一事「只聞樓梯響」，雙方相安無事。
但事隔十多年後，附近小學確已空間不足、人滿為患，縣府準備照原訂都市計畫，拿這塊二公頃大的「文小四」用地來興建小學時，住戶集體反彈，對政府徵收他們的房地大為不滿：當初禁建還同時發建照給建商，害我們誤買，現在我們不搬。話雖如此，1988年當縣府拿出徵收補償費時，大家還是先領了再說，不然也是會提存在銀行，一樣算徵收程序完成。
一個小插曲：1990年縣府終於提出了「文小四徵收計畫書」，載明：「預定1989年9月開工，2009年12月完工」。請注意，興建期間長達20年3個月，蓋一座埃及法老王的金字塔也不過如此吧。原因何在？縣府仍然財源無著，只好抱持「總有一天等到你（錢）」的想法。尖尾有時就是愛追根究柢，年前特地函詢內政部，確認這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可長可久」的徵收計畫，內政部保證以後也不可能被超越。
可以想見，校園工程並沒有依計畫期程開工，不然三個月拆遷、四年蓋好，剩下十六年要怎麼「熬」？人算不如天算，之後的幾年，全台灣都面臨「少子化」現象，花蓮也不例外。「文小四」所在的地區範圍內，每年入學新生人數由1985年的707人快速下滑，1990年已經跌到355人，幾乎腰斬。
分校終於在1999年2月開工，只是最早預計要收容24班900人的規模，先減為18班（教室30間、廁所8間、活動中心一座、兩百米跑道運動場等），到2003年12月完工時，只蓋了一棟大樓，教室剩9間、廁所反而增為10間。至於其他約90％的校地，都改設為「自然生態教學區」，說穿了，就是不動一草一木，原來是什麼樣子，現在還是一個樣子。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原來的國小現在也面臨學童「入不敷出」，就學的少於畢業的，所以新設的分校現在不再供小學使用，而是由國小附設幼兒園進駐；這個學年度來註冊的，有7班210位。尖尾這才恍然大悟，幼兒園小朋友尿急不能等，增加廁所數目是合理的。
這個發展對原住戶當然太有利了，他們的房地都集中在校區北側，與計劃興建的唯一一棟大樓預定地無涉，也不可能把他們的房屋拆除改建池塘養魚，以符合生態教學之用。所以在他們長期請願訴願之後的2004年2月，花蓮縣府一方面考量當初市公所「發照疏失」在先，另一方面對用地需求又已「情事變更」於後，終於決定讓步，同意辦理撤銷徵收。再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了「變更花蓮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及「擬定花蓮都市計畫（文小四北側住宅區）細部計畫書」等，把42戶的土地正式排除在「文小四」之外，達到了住戶守護家園的目的。
故事講到這裡，好像是皆大歡喜的結局，但是，唉！主角才要現身啦！原來有一對退休的孫姓老夫婦也是在「文小四」範圍內的住戶，只是他們當初用盡積蓄買下的土地不在校區北側，而是在臨馬路的東南側，不幸也正是規劃中的校門所在，還與那棟唯一要興建的大樓有些許重疊，為了工程進度，成為唯一一戶真正被強制驅離、掃地出門的受害者。2004年之前，孫家與其他42戶同仇敵愾、四處尋求救濟，也曾向監察院陳情；到後來其他人都已圓夢保住家園，只有孫家「斯人獨憔悴」，孤獨地繼續抗爭之路。也因為如此，他才致信尖尾，字裡行間，充滿長年累月的委曲與無奈，尖尾當即決定盡力為他平復。
嚴格說起來，如果其他人獲得變回住宅的處遇，有部份原因是當年政府「發照疏失」，則獨獨把孫家除外更是有違公平原則。因為其他四十二戶核發建照是在禁建公告同日，但孫家的建照卻早已申請，是在公告之前兩星期就核發。如果禁建同日核發的都可以特別考量，免受拆除，則早已核發的豈不應該更加保障？怎麼反倒毫無通融？再者，如果孫家佔了「地寶」，學校非要用這片地做校門不可，也不必然是「你死我活」之局，其實孫家並不是存心要當「釘子戶」以求高額徵收補償，他們兩次向縣府申請「等值換地」，只圖有個棲身之所，縣府卻挾公權力以為勝券在握，一口回絕，以致於孫家僅因地理位置異於他人，就在撤銷徵收的政府作為上飽受歧視，這種「差別待遇」明顯違反憲法保障的「平等原則」。
當然花蓮縣府最嚴重的過失在於明知「情事變更」，「文小四」根本已經沒有徵收必要，卻堅持不肯全部撤銷，用「幼兒園」與「自然生態園區」等可有可無的替代用途，牽強附會這些也與「小學教學」相關，所以算為依「原定用途」使用，完全是和人民玩「文字遊戲」、還擺出一付「其奈我何」的態勢。這不是尖尾「偏心」，試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百年度的判決書，講得比尖尾還露骨：
預定興建一所小學之計畫進度竟長達二十年有餘，該計畫進度顯非合理，是否確有因公共事業之「必需」而徵收系爭土地之正當性與必要性，亦非無疑。…系爭土地將近九年後始開工，…於毫無迫切需要之情況下徵收系爭土地之不必要。實甚灼然。…以上事證在在顯示，徵收之土地非全屬必要，甚至全無必要，嚴重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正當性及必要性原則，而有濫用徵收權之虞。
可是你很難想像，孫家依然敗訴，理由是：
綜上所訴，系爭土地之徵收雖違反必要性原則，惟本件審判仍應以上開已確定違法徵收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為基礎。…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拜託不要問我這是蝦米碗糕，請教專家翻譯為白話文，大意是：「孫先生啊，你講的很有道理，強制徵收也的確違法違憲，但是生米已經煮成熟飯了，縣府該有的程序都有做好做滿，你這樣告，我們愛莫能助啦！」該怎麼告才對？判決書沒有「釋明」，好像把縣府罵了一頓，法官的責任已了。對司法而言，或許指出你對他錯，就算滿足了「司法正義」，對尖尾而言，這叫「為德不卒」，白話文叫「沒有屁用」。
尖尾請教一位會講大白話的律師之後，在調查報告裡提出這樣的兩步驟解決方案：第一步，花蓮縣政府應先依現行〈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九條相關規定，對該案辦理撤銷或廢止徵收；第二步，再依土地使用的現況，擬定一個新的事業計畫，重新辦理徵收，仍然供幼兒園及生態教學使用。這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一方面政府得以改正過去的不法徵收、恢復公信，另一方面孫家得以獲得兩次地價差額的補償，獲得平復。不過，孫先生已是九旬老者，花蓮縣政府千萬不要想以拖待變，以免辜負尖尾的用心。
故事說完了；或許你會想，「不公不義」的事何只成千上萬，少了一、兩件是怎樣？尖尾在唸初中時，家姐送我一張書籤，上面印有胡適之毛筆寫的兩句話：「怕什麼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你也可以問，無垠的真理面前，進了一寸是怎樣？沒怎樣，只要有一寸的歡喜，就夠了。（2019年3月16日）
＊作者曾任台大教授、民進黨前秘書長、前監察委員。本文選自作者於監委任內百篇文章集結之《司法與惡的距離：尖尾週記》（允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