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蘇黎世報》指出，中共很早就明白，只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才能轉化為強大的國際影響力。《金融經濟報》的一篇評論則認為，與實施全面監控的中國相比，西方其實也好不到哪裡去；作者呼籲只有真正堅持自由主義才能抵擋中國霸權。
瑞士《新蘇黎世報》以「戰略忍耐的成果 - 不干涉內政原則讓中國實現了今日的強大」為題，刊發了奧地利歷史學家Oliver Cyrus撰寫的客席評論。文章指出，北京幾十年來一直堅持不干涉他國內政原則，悶頭發展經濟，這恰恰造就了當今中國巨大的擴張潛力，而西方國家長期以來沒能弄明白其中的吊詭。
「當西方國家還在天真地幻想經濟自由化必然能帶來政治與社會變革的時候，中國的實力在不斷增強。習近平上台之後，不干涉內政的含義再次有了新變化。現在，不再是一切以經濟利益為綱，而是強調原則上不使用武力，但是卻不會放棄運用影響力。使用武力和運用影響力之間的微妙差別在於實際操作手段。在全球互聯的時代，獲取影響力的主要手段是在關鍵領域打造他人對自己的依賴性。比如在科技領域，2019年中國申報了近6萬項專利，在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的榜單上排名首位。」
「與其政治及經濟實力相應，中國越來越多地在國際組織中發揮影響力。川普治下的美國疏離多邊組織則正中北京下懷。而且，中國長期以來都在打造另外一套體系，有別於美國主導的戰後國際秩序。比如2016年開始運作的亞投行，旨在打破布雷頓森林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壟斷地位。亞投行就是北京在發展中國家拓張影響力的工具。」
「中國向別國提供資金時，並不會太多考慮道德或者環保問題。和來自西方國家的貸款不同，中國的援助不附帶任何條件，提供全包式服務。在中國人眼中，主張援助應當以促進自由化社會秩序為目標的華盛頓共識，應當被掃入垃圾堆。對於許多第三世界的威權國家而言，這樣的安排實在太誘人：總算有人不干涉人權等內政問題了。至於西方，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很有可能自顧不暇，無法有效遏制中國影響力。在國際地緣政治格局中，中國成為新的重心，已然勢不可擋。」
同樣在蘇黎世出版的《金融經濟報》以「社會主義的新面孔」為題，刊發了由經濟學家、列支敦士登王室成員Prinz Michael von und zu Liechtenstein撰寫的客席評論。文章擔憂地指出，西方在抨擊中國搞全面監控的同時，其實自己也在限縮公民的自由權利，而這種做法會在長期層面上損害西方自身的經濟實力，也無助於抵擋中國尋求霸權。
「我們幾乎可以說，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小說《1984》無意間成為了中國政府地藍圖。吊詭的是，這種全面監控的手段還受到了中國大部分民眾的歡迎。整套監控體系都是在反腐敗運動期間建立起來的，因此對於那些早已習慣缺乏自由、習慣了國家掌管一切的中國民眾而言，監控體系相當不錯。他們感到能為抗擊裙帶經濟、犯罪行為等做出貢獻。畢竟，一個良民沒有理由去反對監控體系，因為他應該沒有什麼需要隱瞞的。」
隨後，作者盤點了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以及人工智能大數據技術的運用，並與歐洲國家越來越嚴格的監管措施進行了對比，筆鋒一轉詰問道：難道我們西方就做得比中國更好嗎？「中國也許正在模仿奧威爾筆下的反烏托邦，西方則傾向於打造一個官僚和技術專家組成的政治體制，公民的自我責任、自我決定將由監管、他人代做決定所取代。和中國類似，這條道路也被宣傳為一場鬥爭：與恐怖主義的鬥爭、與腐敗的鬥爭、與犯罪行為的鬥爭，或者是與不符合集體主義理念之行為的鬥爭。已經有相當多的民眾自願走上了這條道路，畢竟，所謂無可指摘的公民沒有什麼需要隱瞞的。一段時間以來，許多嚴重限制公民權利的措施被宣稱為抗擊新冠疫情的必要手段，比如限制集會自由、限制出行自由的措施。而在法律框架之外，人們還以疫情為理由，去指責那些對防疫措施的合理批評，將批評者污蔑為白痴或者極端分子，將他們孤立。至於這樣的做法侵犯了言論自由，則沒什麼人關心。」
作者還抨擊了近年來歐洲政壇「過分追求平等」的思潮，認為這很可能導致自由權利被侵犯。他以疫情期間對中小企業的大量經濟補貼為例，指出這有可能催生蘇聯式社會主義中「無需努力就能享有福利」的弊端，最終傷害全社會的經濟基礎。
「西方國家應當回顧一下自己經濟異常快速增長的黃金年代，其關鍵要素為真正踐行自由市場經濟理念、注重競爭和個人權利，同時也沒有忽視社會保障措施。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曾經寫過一本題為通往奴役之路的著作，而西方已經在這條道路上。為了抵禦中國的霸權訴求，西方本應當明確地走自由主義道路，只有這樣才會擁有抗衡中國的實力。為了獲取這種實力，西方人需要自我責任、創新、企業家精神，反對中央集權，高舉自由市場經濟和競爭的大旗。這才是成功的秘訣，才是通往和平與繁榮的燦爛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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