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修正後一年五個月，終於有了首件依修法條起訴的案件，照說，這應該是一樁「指標性案件」，不過，從「有限資訊」拚湊，這起指標案件總透著說不出的荒謬和可笑。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在公部門的開放訊息中（公告或發布新聞），只有調查局官網一則八百字的新聞稿，所述情節一為舉辦陸配活動以遂行「統戰與思想教育」與發展組織；二為選舉期間散佈網路假訊息、發動陳抗與妨害選情；三為接受對岸資助招待陸配旅遊賄選，危害國安等。北檢並未公布起訴書，只在當日偵結公告清冊十八頁中的五百三十三欄中佔了兩欄─兩位被起訴的當事人何某與包某。
至於起訴理由（案情）則「散見」各媒體，所述還有若干差距，比方，對岸交付的「資金」，有說人民幣三萬，有說台幣十三萬（大致是換算），有說是四十萬，還有說一百四十多萬（用於賄選），錢多錢少不是問題，不論照選罷法或照新修國安法，若確有發展組織的「犯罪事實」，收受對岸黨政軍相關之機關團體金錢，就有違法之虞。
在調查局公布的三項「罪狀」中，第三項「賄選」，一、二審判無罪（還可上訴），理由是當事人帶出去的旅遊團屬「例行帶團」，還有兩名團員根本沒有投票權，沒有選舉期約自無「足堪證明賄選」的依據；第一項辦理陸配活動，和第三項基本相關：重點是第二項，調查局沒明說而各媒體（可能根據檢察官私下說）的報導，也是違反國安法的關鍵：散佈總統假論文的「謠言」，並舉辦「拒絕假博士，人民要真相！」的「大型陳抗」，並由對岸提供新聞稿，欲散佈給媒體人彭文正、年金改革聯盟、軍公教聯盟等單位；第二個「謠言」則是高雄市員黃捷母親在大陸「賣茶葉」。
不過，「造謠」理當屬《社會秩序維護法》管轄，就像大選期間警政機關忙翻天的「查水表」，黃捷母親到底在大陸賣茶葉還是做台企行銷顧問就屬於這類，不該是國安法管轄範疇；至於「總統假論文或假學位」，雖然總統位階高於市議員，但法律不因權力位階而有異，何況蔡英文總統論文與學歷真偽之辯，貫穿總統大選，論者多如牛毛，包括學者、媒體人乃至一般民眾在網路上的可否激辯均屬之，這當然是大選可以討論，若有疑慮也是必須討論的議題，是不是「謠言」？大有商榷餘地，遑論何某或包某，連比對論文的能力都無，只能「傳遞新聞稿」，好笑的是，甚至查無實據證明他新聞稿傳遞到位，至少被點名的媒體人彭文正就嚴正澄清，甚至大駡，「不是抹紅別人，論文就變成真的。」
其次，「新聞稿」當然不是國安法（第二條）明定禁止的「機密文書」等等，簡單講，被起訴的何、包二人，既未刺探也沒交付「國安機密」；一定要套上國安罪責，只有為對岸（境外敵對勢力）「發起、資助、主持、操縱、指揮或發展組織」。好笑的是，若非何某被起訴，全台灣大概除了統促黨，沒人知道這個黨還有一個「女媧黨部」，而她自己充任理事長的「中華婦女聯合會」，同樣沒人知曉其「發展能量」，在媒體的有限報導中，看不出來何包二人到底發展了多大的組織，倒是看到為「假論文」動員的「大型陳抗」只有二十人！
此外，根據媒體的「有限報導」，何某的「工作」早在二○一四年就被中共統戰部門吸收，至於哪一個層級的統戰部門，語焉不詳，照民進黨蔡政府的認知，但凡和中國沾上邊的，都是統戰，故不必深究，重要的是，她到底做了什麼事？包括撰寫陸配工作的政策建議、搜集法輪功在台資訊、連幫陸配子女舉辦成年禮都列入「罪狀」就有點匪夷所思；比較「可惡」的是她還舉報台獨人士，在黃捷母親之外，檢方唯一舉論的是一名原本要赴陸擔任教職的學者，因此就去不成了，令人好奇的是，若是獨派學者幹嘛要去大陸呢？若非獨派學者而她舉報失實，該查辦她的應該是中國當局，因為她拿了錢沒辦好事，這叫「詐騙」。
當然，這些都不足以證明她違反國安法，上述「行動」違反國安法的前提是：收受對岸金錢，除非現金交易，比方一卡皮箱，但有匯款，金流就是最好偵查的「犯罪證據」，檢調說得出來，原則不必質疑。檢調對她罪證確鑿的指控，就是一筆來自台灣同學會副會長黃信瑜匯入的三萬人民幣，這就是最好笑也頗值得驕傲之處，她們費了大力氣也不過要到十三萬台幣，結果沒一件事辦成：舉報的黃捷，當選；陳抗的蔡英文當選；發展組織，只有二十人參與活動；搜集資訊的法輪功，依舊風風火火，倒是統促黨，選舉完全沒戲，包括她本人，當然落選。
至於「台灣同學會」到底算不算國安法或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定義的黨政軍相關組織？當然可以討論，畢竟參加該會者，不論長居大陸，或頻繁往來兩岸，成員都是台灣人，包括檢方揚言不排除「通緝」的黃信瑜；就算放寬「統戰部門」的定義，畢竟林毅夫之妻陳雲英當選會長時的會員大會，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陳智敏也曾出席會議並講話，期許台灣同學會服務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云云。
但民進黨蔡政府應該對台灣民主有更大的信心，統戰何足畏？國台辦光明正大在台採購農漁產品都沒買得台灣人心，否則蔡英文如何既當選還連任？至於蔡英文的「論文門」，北京炮製不了，不論真偽，何某包某也都渲染不了，即使檢方認定犯嫌「惡性重大」，但從已揭露的案情看來，顯然既干擾不了社會安定，也動搖不了國家安全，這或許正是這起「首宗」違反國安新法案件的最大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