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接任金管會主委的顧立雄說，上任後要推動金融業「去家族化」─這位被外界視為金融門外漢的主委，「起手式」就有問題。金管會或是政府，真正該用心督促企業作好的是公司治理、金融監理，而不是「去家族化」。
「家族化」企業其實有許多不同定義與層級，有指家族經營、家族控制、家族支配、家族治理，或是以不同股權比例定義，更有單一家族或2個以上家族控制、或是代際傳承等而不同。但一般人觀念中的家族企業，指的就是股權與經營權都由家族掌握的企業。
大部份企業的成立開辦，一定有少數一、二人主導、出資、負責經營，在成長過程中股權與經營權可能不斷變動；如果成長到可掛牌上市，需要公開募資、分散股權，但還是會有一個主導性的個人或家族。家族企業幾乎是一個自然形成的過程。
幾年前《富比世》雜誌曾作過研究統計，家族企業占全球企業的75%，占全球GDP（國內生產毛額）的6成。國外學者研究標準普爾500大企業，及西歐的企業，也發現大概有3分之1左右是家族企業。一項針對全球27個主要國家的大型上市公司的研究更顯示，有近七成存在著「控制股東」（指有控制權的大股東掌握公司），且控制股東多以家族為主。以國內而言，過去對上市櫃企業的研究也顯示，家族企業的比重高達65%左右。
顯然在談「去家族化」之前，要先認清一個事實：家族企業其實是主流，而且不僅在台灣，不單是東方社會，歐美的家族企業占比亦高。
許多人對家族企業的觀感，是認為家族掌控企業會唯利是圖、只顧家族利益、為私利而侵犯小股東權益，甚至與「裙帶資本主義」作連結。不過，裙帶資本主義的問題與其所指稱的不是企業家族化，而是「官商勾結」的問題。
在實證研究上，雖然對家族企業的經營績效正反都有，但反倒是研究結果認為家族企業的經營積極較佳的較多。曾有學者以美國150家上市的家族企業作為研究範本，得到的結論是：家族持股比例越高者經營積極越佳；原因無它，自利動機；國內的研究也顯示，家族持股越高，因溝通成本低，公司價值反而越高。
這個結果其實是合乎人性；一個家族對一家企業的持股如居多數，顯然其家族利益與公司利益的關聯度高，公司利益其實就是家族利益，在考慮到犯罪出事後的後果與成本，顯然其較無上下其手A公司的動機。反倒是家族低持股，只持有個位數的股權，卻掌握整家公司，則更有A公司以獲取家族利益的動機與誘因。許多給投資人的「教戰手則」報導投資人如何先看出「地雷股」，其中一項重點就是：據控制權的大股東持股持續降低（拋售股票）。
因此，顧立雄把自己接金管會主委的目標定位在「去家族化」，其外行與無知是讓人訝異。
而且，更該問的是：顧立雄有那個法令支持、要用什麼方法，讓金融業「去家族化」？如果是指一般人理解的減少家族持股、退出經營權等的「去家族化」，只要金融家族持股夠多，甚至持股不到10%卻能得到其它股東支持（不論是外資股東的支持或收購委託書得到的支持），因而掌握經營權，金管會憑什麼要人交出經營權？這種要求，顯然違反也超越了公司法、金控法吧？至於要家族賣股降低持股，那就更不必談，有那個法源依據？
而如果「去家族化」指的是嚴格監督家族成員的貸放、交易，這其實就是作好金融監理─不要說家族相關成員，非家族成員的貸款交易同樣也要遵守一定的程序與要求，當年那些震驚社會的金融案件，不論是冒貸、高估抵押品等把銀行資金抽走者，大部份就是找人頭或其它關係為之，而非家族成員。這些全部是金融監理的範籌，與去不去家族化關係不大。
而如果是指對經營者及其主要專業經理人的資格要求，同時避免那種「無職務卻幕後操縱公司」的情況，那牽涉到的是公司治理的問題，就如某些上市公司由市場派入主後，實質決策者躲在幕後不願負責任一樣，這種公司的公司治理必差、易衍生弊病，必須有所矯正監督。但這就是強化公司治理，與去家族化無關。
至於產金分離問題，其實牽涉的層面更廣又深，先進國家有各種不同的型態─例如德國與日本就不時興產金分離，德國銀行可投資非金融產業，不僅可行使股東權利，甚至可介入經營；日本金融機構亦可跨業投資經營。反倒是美國對金融機構從事非金融業投資有較嚴格的規範，但也非全然禁止。台灣是否要走「產金分離」可再討論斟酌，甚至即使真要搞產金分離，也要有清楚明確的法令規範才行，金管會豈能憑一己好惡、主觀認定搞產金分離？
甚至近來頻頻被當成要「去家族化」、「推產金分離」的典型案例永豐案，真正深究可發現，其實問題就出在公司治理與金融監理兩作事。顧立雄的「去家族化」之說，在一個民粹社會是可贏得陣陣掌聲，但專業看，這個起手式就錯了，顯然對企業、金融業都陌生得可以。
人家說高手「一出手就知有無」；顧立雄出手了，而且在其尚未就任、對金融事務尚缺乏了解下就急著出手；但其說法對金融業問題的認知是錯誤，更無工具可推動，總不成拿出不當黨產委員會那套威脅恐嚇來推吧？金融業恐難有寧日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