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孺慕大明的朝鮮人在心態上該如何自處？他們怎麼面對大時代的崩裂？又該如何看待大清帝國的存在？朝鮮的世界觀，至此產生了劇烈的改變！他們先是熱衷於撰寫明朝歷史，甚至放棄仕途，為明朝守節；然而終究遺忘了明朝，並逐漸走向今日的韓國主體認同，這段艱難的轉折，背後藏著什麼樣的故事？
朝鮮使者喜歡探問中國儒生「明朝故事」，他們仔細端詳清國人的表情，想要知道這些中國人，是否著實忘掉「中國」了。原因格外弔詭，這些信仰明朝的朝鮮人，似乎是要驗證自己的信仰才是真確無誤，他們在清代中國尋訪明朝故事，說的是自己，最後思念明朝的外邦人。答案總令人感到沮喪，朝鮮使者閔鼎重（一六二八－一六九二）向一位中國秀才請教明朝歷史，對方回道「不便言前朝事，亦不敢盡述。」另一位朝鮮貢使吳道一（一六四五－一七○三）認識雲南人朱秀，請教吳三桂（一六一二－一六七八）起兵的始末，朱的回應居然是「自有萬世公論，今不必煩問，亦不敢煩說。」與明朝有關的歷史，像是公開的忌諱，無人敢申論。
相形之下，朝鮮讀書人對明朝，伊始是悲憤至極、手足無措，後來則在時光的長河中無止盡地追憶。一六四四年，清廷入主中原後，釋放原本擔任人質的朝鮮王子鳳林大君（一六一九－一六五九），他回到朝鮮宮廷，向眾人報告明朝滅亡的消息。根據《朝鮮王朝實錄》的記載，當時「雖輿臺下賤，莫不驚駭隕淚。」所有人哭成一團，又驚又懼，大明居然就這麼滅亡了。不同於清國讀書人，朝鮮知識人全然沒有書寫明朝歷史的忌諱，一六四四年以降是朝鮮思念明朝的盛世，前仆後繼，一個以思念明朝為名的時代，於焉開始。
郭瀏（一五九七－一六七一）就是親身經歷明朝滅亡，在餘生銘刻皇明的朝鮮人。一六四四年明朝滅亡，他年已四十七歲，並非「不懂事」的年紀。當時他在朝鮮第一學府成均館就讀，卻因為時代巨變，斷絕出仕為官的念頭。因為他在萬曆丁巳年（一六一七）考中科舉，進入成均館，此後自號「萬進堂」。退居鄉里的生活，專注於完成兩本書，一是關於明朝歷史的《皇明記略》，一是關於夷狄大義的《春秋解義》。朝鮮讀書人崇仰他的德性，禮稱他「崇禎處士」，也就是為明朝守節，終身不當官的朝鮮人。
郭瀏並不孤獨，他是時代的縮影，曾經有那麼一段歲月，朝鮮人用寫作明史，寄寓對明朝的愛與懷念。年紀小郭瀏整整五十歲的李玄錫（一六四七－一七○三）是另一個例子，半世紀似乎不夠長，因為李玄錫的畢生職志，居然是撰寫一本最完善的明朝歷史。李玄錫本在朝廷任官，卻突然向國王上奏〈乞屏退卒撰明史疏〉，期盼能夠專心撰述明朝歷史。在這封奏疏中，他明白表示，退休寫書的目的是「揭其不忘皇明之至意焉」，[5]他想接棒，完成朝鮮先賢的遺志，編纂一套中外莫及的明史。
那一年是康熙四十二年（一七○三），李玄錫去世的這一年，他為《明史綱目》撰寫的序言提到：「明乎、明乎，終有所不忍忘焉者矣。倘其專附乎『續資治』之名，而沒其國號，則豈余之始托意者哉！」明朝啊！明朝啊！這段始終不忍遺忘的歷史，如果按照清國的作法，隱沒明朝，豈不違背我的本意？這是來自朝鮮的堅毅呼聲，他們想要擺脫清國，寫一套屬於自己的明史。
李玄錫編纂《明史綱目》是出於對明朝的眷戀，以及承繼先人遺志的責任感，但他不是毫無顧忌。他曾表示「或謂外國之作中國史，古未嘗有也」，自古以來，確實沒有外國替中國寫歷史的例子，但這沒能阻斷他的工作，最終他完成二十四卷併附錄一卷共二十五冊巨帙的《明史綱目》。管見所及，這可能是朝鮮人著述最豐厚的明朝歷史作品。
李玄錫似乎過慮甚矣，儘管過去未有外國作中國史的例子，編修明史像是時代的狂熱，席捲全國。在李玄錫身後，七十年過去，朝鮮官方也開始投入明史工程。一七七二年，當時仍在東宮研習治國偉略的朝鮮王子李祘（一七五二－一八○○），這位以讀書為樂的儲君偶然接觸一套中國典籍《通鑑綱目》，他有感於獨缺有明一代的歷史，便召集賓客名士，補完明史，名為《資治通鑑綱目新編》。寫出最完整的明史，是思明的象徵，橫亙百年，走進知識圈底層與皇宮深處的人心。
響應朝鮮正祖李祘的賓客之一是徐命膺（一七一六－一七八七），他極為認同李祘的志向，表示「說者以為皇明綱目不作則已，作之則其必在於東土。」人們都說《資治通鑑綱目》關於明朝的部分，必是由朝鮮人寫的。在這個年代，朝鮮人寫明朝歷史，多麼理所當然。
這是思念明朝的盛世，是洪大容、朴趾源棲身的時代。一七六四年，是甲申之變（一六四四）後一百二十年，又是一個甲申年。朝鮮讀書人群聚一堂，紀念這個別具意義的瞬間。崇禎皇帝（一六一一－一六四四）殉國，時在三月十九日，一七六四年的這一天，朴趾源親眼目睹朝鮮讀書人，成群結隊地走到宋時烈（一六○七－一六八九）的舊屋，朝著宋先生的畫像行禮如儀。他們走出屋外，行至近郊，向西面（清國所在的方面）大聲呼喊：「胡！」表達對清國的鄙視。這個過程越顯詭譎違和，越凸顯思明的牢不可破。從一六三七年許格奔上小白山痛哭算起，至一七七二年徐命膺書寫明史的大義凜然，已然度過一百三十五年，而朝鮮仍是那個眷眷明朝的朝鮮。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說書 Speaking of Books」編輯委員。著有《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從漢城到燕京：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