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雖然在安倍任內編列鉅額預算，補貼從中國撤出的日商，但是被中國市場繼續吸引的廠商仍然絡繹不絕於途，RCEP的快速簽訂，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找到突破口，菅義偉非常可能在2021年2月啟動國會改選，日本搖擺不定的中國政策，遇到明年元月上任的拜登新團隊，對於拜登中國談判戰略的設定，必然存在難以預測的變數。
另外一個影響拜登中國談判戰略的大國是印度，相較於日本，印度總理莫迪剛剛在11月完成的地方大選獲得大勝，對中國的立場也極為堅定，是川普印太戰略最關鍵的力量，印度在政治與企業領域對華盛頓有超乎想像的影響力，賀錦麗成為第一個入主白宮的印度後裔，美國的科技龍頭公司高階主管幾乎全由印度人主導，華爾街的金融機構與對沖基金也布滿印度人，拜登至今面貌模糊的中國戰略如果能夠逐漸聚焦，印度的態度與遊說的力道，應該是不可忽視的力量。
「和解」是拜登入主白宮帶來的訊息，拜登不斷強調科學與理性的辯論，似乎即將帶來穩健舒緩的地緣政治局勢，不過，不論是民主黨內、華盛頓的兩黨對決或是全球經貿劇烈的變動，加上亞洲極為複雜的政治板塊搖擺，堅持「協調」路線的拜登恐怕得有神乎其技的政治手腕，才能在對立的黨派之間找到和解的共識，這無疑是建立「拜登新秩序」最大的變數所在。
＊作者為紐約大學金融碩士，曾任金控公司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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