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加日本資源不足，在向東亞友邦提供戰機方面的小氣程度比起納粹德國而言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直到抗戰勝利以前，南京政府的中華民國都沒有從日軍手中得到過一架戰鬥機。唯一飛過日本陸軍航空隊中島一式戰鬥機「隼」的汪政權飛行員，據兩岸航空迷的考據可能只有來自台灣的許聲泉。許聲泉之所以被允許駕駛戰鬥機，還是因為他在法律上被認定是日本人的關係。
延安是汪政權飛行員的唯一出路
由於日軍害怕中國飛行員叛逃到國共兩軍，或者在空戰的過程中反過來將槍口對準日本飛行員，張華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報名參加汪政權空軍的青年學子不被允許駕機參戰。尤其進入戰爭末期之後，日本與汪政權一方面宣傳美軍對淪陷區的轟炸，意圖激起中國軍民的反美情緒，可又不敢讓汪政權的飛行員駕機起飛迎戰，怕他們目睹到日軍在空戰中不敵盟軍的事實。
對於二式單座戰鬥機「鍾馗」、二式複座戰鬥機「屠龍」、三式戰鬥機「飛燕」與四式戰鬥機「疾風」等新銳日軍戰鬥機，張華等中國飛行員只能看著乾瞪眼。久了之後，他們對日本宣傳的大亞洲主義產生懷疑。抗日情緒不斷滋長，飛行員們私底下高歌《義勇軍進行曲》，甚至偷偷駕機投奔重慶的案例層出不窮，反而更加強化了日軍對中國飛行員的不信任。
白景豐與周致和等常州航空學校教職人員，在汪精衛政權要求下開始安撫張華等年輕學員，以防止更多學員產生投奔重慶的想法。然而眼見日本即將戰敗，白景豐與周致和都知道他們不能坐以待斃等待重慶國民政府重返南京，將他們通通處以極刑。對於這些空軍的叛徒而言，幸運的是重慶國民政府並非當時唯一的中國政權。
準備在日本投降後搶奪江山的中共，此刻也急需爭取航空人才來建立與中華民國空軍分庭抗禮的紅色空軍。對白景豐與周致和，尤其是空軍官校第10期畢業的周致和而言，中共幾乎成為他們求生存的唯一希望。駕機投效日軍的周致和不只是空軍的叛徒，更是筧橋的叛徒，只要落入蔣中正手中必然只會落得死刑的下場。
於是周致和便透過因為立場親共，而遭到汪政權空軍除名的少尉飛行員黃哲夫與蘇北的新4軍取得聯繫，準備一等到日本投降就組織大夥投效中共。然而中共要求周致和除了帶人之外，還必須帶出至少一架飛機來展現自己的誠意，也就是所謂的「投名狀」。而從機場駕駛飛機起飛，又必須得到日本顧問批准，而已他這麼一位有叛逃紀錄的前重慶空軍飛行員，是很難辦到的。
解放軍的第一架飛機
相對於有叛逃紀錄的周致和，趙迺強等從常州航空學校畢業的青年軍官更受日軍信任，是周致和組織汪政權空軍集體投效中共所必須要爭取的對象。對於比較有遠見的青年飛行員而言，他們似乎體悟到自己即便罪不致死，勢必也不會獲得重慶歸來的中華民國空軍所重用。畢竟從抗戰末期開始，中華民國空軍走上了全面的「美國化」道路，已經沒有他們這些日系航空人才的用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