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倒也不是刑度，而是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罪名已經變成「只要證明你有意圖」，單・純・的・和・平・行・為・也・可・以・成・罪・的。
把兩個罪的構成要件放在一起，大家就可以看清楚了。
已廢止之《懲治叛亂條例》第5條、修法前之《中華民國刑法》第100條：
「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參加叛亂組織或集會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現行《國家安全法》第2-1條、5-1條：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而為大陸地區或其派遣之人為發起、資助、主持、操縱、指揮或發展組織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請注意「單純參加組織集會」、「單純發展組織」，都是以和平行為入罪。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又倒退到了戒嚴時期。
其實這個《國安法》的罪名，在修法之前是有一些道理的，因為本來的條文，「發展組織」是連著「洩漏機密」一起規定的：
修法前的《國安法》第2-1條：
「人民不得為外國或大陸地區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或其設立、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刺探、蒐集、交付或傳遞關於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或發展組織。」
一直以來，實務上都有人試圖用洩漏機密來縮小這個「發展組織」的解釋範圍，就是說，這一條的目的本來是要規範洩漏機密的，加上這一層脈絡，「發展組織」的原意可能就只是要說「發展與刺探國家機密有關的組織」，並不是要指所有的組織，這就可以為和平的言論或結社留下空間。
這是一個爭議，但修法之後，這個規定就沒有模糊空間了，「發展組織」就是包含所有的組織，連和平的組織也算在內，成罪的關鍵就在於不和平的主觀意圖。
現行《國安法》第2-1條：
「人民不得為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為下列行為：
一、發起、資助、主持、操縱、指揮或發展組織。
二、洩漏、交付或傳遞關於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影像、消息、物品或電磁紀錄。
三、刺探或收集關於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影像、消息、物品或電磁紀錄。」
其實，在國家遭受重大威脅與危難的時候，更多的限制人民包含言論自由在內的各種自由，這件事本身，就像所有的其他限制自由的理由一樣，並沒有錯，問題只在於限制的程度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從《國安法》最近一次的修正來看，包括林靜儀委員在內，其實也並不介意為了「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這種高度抽象且內容空洞的東西，來更大程度地限制人民自由。我甚至也相信，現在的我們就跟當年的長者一樣，對於那些被我們的自保行為掃到的人，當直視他們的處境與苦難，我們心裡還是會沉重的，但這並不代表我們自保的本身有什麼錯誤的地方，更不代表我們應該放棄自保。
一面強調戒嚴時期有多恐怖、一面又對政府挑動區域緊張情勢緊縮民主自由的政策拍手叫好的，這種支離滅裂的發言，雖然看了討厭，但畢竟屬於言論自由，誰叫他們有《中華民國憲法》護身呢？
而那些高居廟堂之上的人，一面拿過去的、有著時空脈絡的施儒珍之牆來攻擊現在的政敵，一面又在掌握權力之後繼續製造更多、甚至是不必要的施儒珍之牆，更值得大家省思。
＊作者為台灣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