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Zhang Yiqiu（音譯，下稱張女士）發現自己懷上了第三個孩子，這位北京女商人以為自己會被罰款，或是在生育手續上遇到一些麻煩。
但讓她驚訝的是，當地官員對她再生一個孩子表示讚賞，儘管他們不能給她必要的文件，讓她享受生育保險，因為從官方來說，生三胎依然是不允許的。
本文為風傳媒與華爾街日報正式合作授權轉載。欲看更多華爾街日報全文報導，請訂閱特別版華爾街日報VVIP方案，本方案僅風傳媒讀者專屬，以低於原價3折以下之全球最優惠價，即可無限暢讀中英日文全版本之華爾街日報全部內容。
張女士的情況在中國並不普遍，獨生子女政策的遺留影響和高昂的育兒費用讓許多家庭仍然選擇只要一個孩子。但對某些家庭、人口統計學家和官員的採訪顯示，某些地方政府正在悄悄允許家庭生育第三個孩子，而沒有像往常那樣採取懲罰措施。
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國國家領導人都表示對中國人口發展形勢感到擔憂。2016年中國廢除了獨生子女政策，開放了二胎，但對中國不斷下滑的出生率幾乎毫無作用。2020年中國進行了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其結果可能顯示出生的嬰兒數量遠遠無法彌補勞動力快速高齡化的問題。
不過，儘管中國共產黨在最新的五年計劃中談到要改善生育政策，但領導人並沒有暗示要取消生育限制。同時，像張女士這樣的家庭也不知道多生孩子的政策是什麼。
她曾在佛寺求子，2013年生了第一個孩子，2016年又生了第二個孩子，也就是二胎政策開始執行的第一年。2018年她再次懷孕，「我對政策不清楚，也沒問，」在網上賣嬰兒用品的張女士這樣說。
她表示，孩子生出來後，北京當地的官員告訴她，他們沒有權限追究她的違規生育行為。其他某些生育兩個孩子以上的家庭表示，他們也沒有受到處罰。
You女士（音譯，下稱尤女士）是中國東南部揚州市一位30歲的家庭主婦，她四年裡生了三個孩子，現在正懷著第四胎。她說，官員們沒有找她麻煩。她不願意透露全名。
「我覺得他們現在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她說。
沒有地方政府會公開承認自己開放三胎。在許多地方，限制政策仍在嚴格執行。「現在中國的生育政策陷入了僵局，」加州大學爾灣校區社會學系教授王豐說。主管全國計劃生育政策的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沒有回應採訪請求。
生活成本上升，尤其是高房價，讓大多數從小就是獨生子女的中國年輕人不敢生二胎，更不用說生四胎了。尤女士說，她的朋友大多不理解她為什麼想生這麼多孩子。「他們都覺得我腦子進水了。」
2016年，也就是二胎政策生效的那一年，中國新生兒數量從2015年的1655萬上升到1786萬，增長了7.9%，但此後逐年下降。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新生兒數量下降到1465萬。而過去三年，中國65歲以上的人口每年都有5%以上的增長。
今年卸任工信部部長的苗圩在最近的一次論壇上表示，2030年中國新生兒數量可能跌破1100萬，11年間下降25%。
中國政府從2018年開始，撤銷了一度龐大的、手握重權的計劃生育官僚機構，這可能是來自官方放鬆生育限制的最強訊號。王教授說，官員們領會了政府的意圖，一個結果就是二胎政策執行得比較鬆散，因地而異。
北京西城一位負責計生政策的官員說，他所在的城區不處罰生育二胎以上子女的家庭，除非他們是公務員。這位官員說，公務人員會有一定影響，但僅此而已。
在北京一所高中任教的一位Zhou姓女教師（音譯，下稱周女士）領教了這種待遇上的差異。當時她正懷第三胎七個月，她說，校領導告訴她，要麼終止妊娠，要麼開除。
今年，她在鄰省的親戚家裡產下了一個男嬰。在兒子出生證上，父母一欄寫的是親戚的名字。42歲的周女士對她北京的鄰居說，這孩子是她侄子。
在中國，由於計生政策不統一，人們對哪些允許、哪些不允許更感迷茫。
東北遼寧省是中國出生率最低的省份之一，當地計劃為二胎家庭提供現金獎勵，南部廣西省今年也取消了公務員違反二胎政策將被解僱的規定。但廣西和遼寧政府依然會處罰生育三胎的家庭。
廣州也減輕了對違反生育政策的公務員的處罰。與此同時，一對廣州夫婦因為2017年生育第三胎後沒有繳納約7萬元的罰款而被法院凍結了銀行帳戶，又在上訴中敗訴。
許多前計生官員希望保留某種形式的生育限制。人口學家說，在拋出限生政策前，二胎政策可能會被三胎甚至四胎政策所取代。
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說，即使取消生育限制，中國也可能無法緩解人口結構的束縛。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本周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人口挑戰代表中國未來五年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可能會從2016-2020年的6.2%左右放緩至5.5%左右。他呼籲改革生育政策，儘快實現「家庭自主生育」。
在北京，周女士都希望在他們最小的孩子入學前取消生育限制。周女士說，到時候，他們夫妻會做一次DNA檢測，證明這是他們的兒子，不是侄子。問題是，她能不能把真相隱瞞那麼久。
她說：「我真擔心，孩子很快就會叫媽媽了，到時候我和鄰居怎麼解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