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爾德專欄：總統能用憲法44條做什麼？

《憲法》44條賦予總統「院際爭執調解權」，旨在解決憲政分權爭議。馬英九教唆洩密罪，法官就據此判他無罪。此判決對總統權力會有何影響？此條文真能解決憲政爭議嗎？

前總統馬英九遭立委柯建銘自訴教唆洩密罪，經台北地院判決無罪。法官主要理由是基於《憲法》四十四條賦予總統的「院際爭執調解權」，而這也是馬英九一方在法院中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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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與總長案，法官見解對立

《憲法》四十四條規定：「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除本憲法有規定者外，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據此，此案地院承審法官的判決指出：「若於檢察官行使職權時，行政權或立法權不當介入、干預，即為侵害司法獨立之情事，此時權力分立即遭破壞，而產生院與院間之重大爭議，總統應得依憲法第四十四條行使權限爭議處理權。」判決稱，總統在憲政角色「已愈發崇隆」，「必須超越黨派，為國家的一致性及團結付出的中立仲裁者角色，在政治上調和鼎鼐……」

法官肯定了總統在憲政分權出現現爭議時，有行使「院際爭執調解權」的權責。問題是，這個案件合不合乎上述條件？

擴大解釋為「潛在、可能」爭議

這樣的詮釋引起很多非議。因為教唆洩密事件的另一個主角、前檢察總長黃世銘，因為此事件被依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起訴，當時黃世銘主張無罪的理由之一也是「院際爭執調解權」，而法官見解卻完全不同。

此案於二０一四、一五年分別被台北地院與高等法院判決有罪時，法院判決書寫著：《憲法》四十四條「適用在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間關於國家政策事項發生爭執之情形，並非行為不法責任之處理機制，本案依被告所稱因有立法院長關說之情形，已與上開情形有別。」

兩次執行「院際爭執調解權」都失敗

不同法官對法律條文可能有不同解釋，不過若立法委員涉入關說，自有法律可據以偵辦、審理，此案怎麼會符合法官所稱「憲法並無特別規定解決方式」這項條件？更何況，馬英九也未召集立法院長王金平、行政院長江宜樺與司法院長賴浩敏一起開會調解。

更重要的是，由於大法官會議從未針對《憲法》四十四條做過解釋，此案承審法官卻自行把此條文詮釋為總統可以介入各種「潛在、可能發生之爭議」，自然引以很大的恐懼──不少人擔心，未來總統可隨時因應各種「潛在、可能」的爭議，把手伸入五院之間。「院際爭執調解權」也成了總統權限膨脹的藉口。

說它是「藉口」，因為要遂行此權力，還是要有其他人配合才能得逞，例如此事件中的江宜樺與黃世銘。若真的要照《憲法》四十四條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爭議，其實效果並不大。

例如，二０一四年三一八服貿爭議時，馬英九曾依此法條召集江宜樺、王金平會商，結果王金平拒絕出席。陳水扁在二０００年十月停建核四，因為立法院通過核四預算，但行政院不執行，而出現院際爭議。當時陳水扁也曾想用「院際爭執調解權」召集行政、立法、司法與監察院長協商，這是中華民國史上總統首次動用此權力（之前威權時代總統、執政黨主席說了算，不必召集各院長調解），但當時立法院長王金平還是不參加。

從這兩次「院際爭執調解權」的行使可發現，若真面對院際之間的分權之爭，《憲法》四十四條不見得派得上用場。這裡面涉及實際的政治權力互動──王金平與馬英九有「馬王鬥」心結，而陳水扁面臨的是朝小野大，國會由國民黨主導，因此王金平兩次都不聽總統的命令。

前大法官蘇俊雄就指出：「總統本身是否具有超黨派的地位和角色，影響此一機制的功能和效果。」政治學者黃秀端也指出，在憲政運作中，「總統無法完全超脫黨派背景和政黨政治之影響，甚至可能涉入爭議之中」，因此，院際爭執調解權的效果「視總統個人之威望與實際政治生態、運作而定」。

總統踰越權限的護身符從過去兩次總統動用此權力的經驗可知，正是因為總統並非如馬英九案承審法官所言的「角色崇隆」、「超越黨派」，因此，要用《憲法》四十四條解決憲政爭議，在今日台灣政治環境中並不容易。

馬英九教唆洩密罪的判決，不僅如台北地檢署所言：「敲開台灣監聽資料自此可供政治利用的大門」，或如高院在黃世銘案判決書所言，擔心造成「行政權藉由操縱檢察權影響審判權的危險」。更是讓總統可以藉《憲法》四十四條做護身符，踰越權限插手各憲政領域。但是真正面臨立法宗旨冀望達成的解決憲政爭議時，總統實際上卻能力有限。

＊作者為專欄作家，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951期，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