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觀察家表示，幾乎沒有中國媒體和智庫提及中國自己應該從此次事件中吸取什麼樣的教訓。中國方面沒有在將公路修進洞朗地區之前，先徹底解決與不丹的領土爭議；而事後又沒有預料到印度對中方修路的強烈反應；在對峙發生後，媒體一邊倒地「打印、激光打印、3D打印，」為中國決策者施加了巨大的壓力，從而縮小了外交迴旋餘地。
相比於中國媒體，印度媒體上則呈現了百家爭鳴、各抒己見的局面，有吶喊開戰的狂熱分子，有為政府出謀劃策、爭取和平解決爭端的外交家，也有站在中國立場駁斥印度政府乾涉第三國主權的學者，從而使事件的來龍去脈完整地呈現在印度民眾眼前。印度智庫對中國的研究顯然超過了中國同行對印度的研究，從派兵進駐的時機、堅持不退讓的立場、相信中方不願開戰的預判，印方都做到了準確的算度。
無論如何，中印兩國的決策者能夠頂住各自國內民族主義的壓力，和平化解軍事對峙，無疑是一件明智之舉。印度媒體人沙馬（Mihir Sharma）在《彭博》（Bloomberg）上撰文表示，中印雙方誰做出了更多的妥協？誰先撤軍？雙方達成了怎樣的交易？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兩個雄心勃勃、有著超強民族主義團體及「強人」領袖的擁核大國，能夠找到溝通的渠道，並使雙方擺脫困境，「就是一個成熟國家的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