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馬學院裡，侯孝賢、廖慶松、杜篤之等台灣新電影元老依然會陪伴學員完成作品，究竟留下多少影響，聞天祥也難有答案；但他認為，如陳哲藝、趙德胤等人，甚至《大象席地而坐》的導演胡波，這些曾參與過金馬學院的學員，創作裡都有新電影印記，而這可能是當他們要跟當地電影環境抗衡、要跟潮流對抗時，就會從新電影裡面尋找養分。
對於這批導演、作品獲獎，聞天祥強調，這並非金馬獎刻意為之，「這就是他們的能耐，剛好這些人成長過程看的電影、學習方向是新電影，拍的東西又被評審拔擢出來。」
中國電影不來 聞天祥最遺憾獨立電影無法被看見
星馬電影開始在金馬獎嶄露頭角，然而之於中國電影又是如何？前有禁令，後有疫情，儘管金馬執委會並不統計到底有多少屬於所謂「中國電影」；不過，對照去年廣電總局下達金馬禁令後，劇情長片報名件數，從前年的228件在去年驟減為91部，也不難想像所占比率之高。
「中國把金馬獎升高為所謂的政治活動，我們也被抬高到很奇怪的地步。」從去年至今，聞天祥每次談起這個話題總是無奈，「對於政治我們無解，只能以片論片，用時間證明一切。」
不過除了大製作、商業色彩較重的中國電影外，金馬獎對中國獨立電影人還有另一層意義。中國電影要在當地上映，皆須獲得由國家電影局核發、俗稱「龍標」的許可證；而如縱橫於各大國際影展，也是金馬獎常客的導演婁燁，就因為作品常未獲許可，而被中國網友戲稱為「龍標困難戶」。
婁燁歷來作品，除了性愛與暴力場面備受刁難外，包含《頤和園》劇情涉及天安門事件、《風中有朵與做的雲》涉及反迫遷群眾暴動等情節，也常被認為是受到阻礙的原因；而他曾在2014年以《推拿》抱回6座金馬獎，無疑展現這樣一個平台，對於像他這樣的創作者之支持。
聞天祥表示，就算沒有龍標，只要合乎金馬獎對於電影的認定標準，都可以報名參賽；而對於中國禁令，他真正擔心的，正是像這些類型的電影，還有沒有機會被看見？諸如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馮小剛的《我不是潘金蓮》等作品，最初也都曾受龍標刁難，並在金馬獎獲得肯定。
聞天祥再舉例，如以《路邊野餐》摘下最佳新導演的畢贛、以《八月》獲最佳劇情長片的張大磊，這些新人導演，也都是在金馬成為備受期待的新星，並獲得更多資源，「但現在我們沒有幫助這批人的機會了，只能期待他們有其他機會被看到。」
站在對立面！紀錄片逆勢成長，今年一舉突破百部
不過，對比起劇情長片的縮水，紀錄片、短片卻逆勢成長，尤其紀錄片在今年來到102部高峰。其中，包括香港導演李哲昕的《迷航》拍攝中國廣東烏坎村抗議事件、中國導演鄧偉的《父親和爺爺》從祖父兩代衝突拍都市變遷、來自香港的《佔領立法會》更生猛直接，鏡頭隨著反送中青年衝入立法會大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