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而是過程中，女性被逼著變成熟、變事故、變強勢，這是很常看到的，很多家庭裡解決事情的是媽媽不是爸爸，台灣多家庭都是這樣。」
這樣的故事可以說得直接甚至悽慘，但張耀升決定以黑色喜劇來對決觀眾，「這幾年我開始想，你用悲劇方式講一個悲慘故事，能不能達到想要的目的？事件本身已經很慘，用悲慘方式講沒有意義，能不能換個觀點？用黑色喜劇的方式，或許更能達到我想要的目的。」
他認為這樣的轉變，這是來自於影視圈合作經驗，他舉例如陳玉勳導演的《消失的情人節》，當然也可以拍成悲劇，「但他用喜劇來講，你在笑的過程中，就把那句話聽進去了。」
他要的黑色喜劇，不是搞笑或鬧劇，是真實碰撞的荒誕，「這裡面每個人都沒有在搞笑，都很認真，但因為每個人嚴肅的點不同，荒謬就出現了。」
初出社會時，張耀升為了生計，曾在地方文化局、中研院等機關當過約聘人員，那2、3年的經歷，讓他觀察出公部門、大機關的特性，「就是要用很有禮貌的口語拒絕對方，虛以委蛇是公務員最高指導原則，寫公文就是用很多詞彙告訴你，『我沒有要處理』或表達我已經收到訊息，但沒有要繼續往下做。」
「如果有人把這些冷冷的拒絕戳破時，會呈現很荒謬的趣味，而且那句話，可能是大家很多時候都想講的話，我就想，如果這些人遇到我媽會怎樣？」張耀升舉例，像是有些單位會說，這個申請案可能改天再來做處理，「我媽就會說，『什麼叫可能，我可不可以不要可能？我就在這裡等！』」於是氣氛尷尬到讓人想挖個洞跳進去，也讓他定出《腿》的基調。
小說、編劇、導演 「我3個都不擅長」
從小說寫到劇本，張耀升一路以來也不斷強調，田野調查是非常重要的關鍵，過程中常讓人大開眼界，比如為了描寫《腿》裡的法拍屋橋段，他訪問炒房名人「帥過頭」，一頓飯下來，帥過頭講得口沫橫飛，但不是講怎麼買房炒房，反倒吹噓起自己性生活多采多姿，「我問到後來都覺得，乾脆另外拍一部來講他算了。」
說著他又感嘆起台灣文壇的弱勢，如曾抱回6座金馬獎的中國電影《推拿》，原著小說作者畢飛宇在盲人按摩院蹲點一年，才寫出這樣的故事，「台灣人一定也寫得出來，但是你把小說家丟到那裡一年，這段時間他要怎麼生活？」張耀升說，台灣作家受限於人生經驗，又沒有資源進行田調，題材自然受限，而電影製作公司會要求田調，也會給予一定的待遇。
不過調查了一年半載，真正用上的素材可能不到十分之一，「可是不做田調又不行，才能瞭解這些人在想什麼事，也知道他們本來生活中的樣子，這也有幫助，好的演員會在讀劇本的過程中，找到這個角色的邏輯，知道要怎麼演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