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慶軒指出，對統治者而言，統治者之所以要監視，並不是對一般民眾的生活感到好奇，而是為了檢查言行、「對我不忠就馬上懲罰你」，保防也不只有監視，是要讓被監視的人也清楚「我在監視你」，讓對方知道在被觀看的情況下什麼事能說不能說、什麼事能做不能做，要把標準內化、維持對政府忠誠，形成所謂「保密防諜」最大目標──自我審查。
至於實際運作模式，蘇慶軒表示，政府對特別認定為「反政府人士」會投入更多人力資本，包括到對方住家裝監聽器、筆跡鑑定、電話錄音，情報可能透過「人」、線民或直接監控當事人取得，也可透過「物」研究當事人的書信、手稿、電話監聽、電報破譯等；一般來說，情報會由線民（原報者）蒐集情資轉交情治人員（轉報者），再回報主管機關做成情報報告、國安局彙整做成摘要後再送交總統，這些報告可能不寫明主旨、以各種代號（例如「方警員」）呈上。
「訊息不能盡信！」蘇慶軒：監控時仍會遇到難題
這套監控模式取得的訊息不能盡信，以1978至1979年監控陳菊的「青谷專案」為例，最初情治機關是於1978年5月得知陳菊家有雷震手稿、決定搜索住宅、6月15日沒收手稿，而後陳菊擺脫警總開始逃亡、也開始被監控。當局意識到陳菊跟外國人權團體關係好，6月份時任中國國民黨秘書長便在中央黨部會議上建議讓陳菊保釋，但要「徵取運用」、「做思想之導正」。
而後陳菊於7月6日保釋記者會被安排公開「認錯」，獲釋後不得不四處走訪黨外人士、澄清自己絕無出賣，警總也曾多次與陳菊晤談、試圖吸收陳菊，然而後來國安局也認定陳菊提供情資價值不高；之後陳菊短暫出國一陣，起初黨外人士認為陳菊係因「感情問題」出國、國安局查證後發現為不實謠言，1979年9月份警總電監處攔截一封信、上頭寫著「菊，終於回家了」等語，警總電監處也以為陳菊已返國，經保安處查證得知陳菊10月初才回台灣。
蘇慶軒說，從陳菊狀況可見，情治機關進入陳菊生活，原意是為了解其行動立場、政治態度，然而在監控上出現很多難題，當事人不配合、線民情報錯誤、攔截的書信也不能盡信。
因此，蘇慶軒強調，如今人們看待他人被寫在檔案的私生活，必須意識到這些內容是「以特務角度在監視」，即便政府動用巨大資源侵入一個人的生活、檔案可能還是有錯──以陳菊個案為例，這些問題還是情治機關到意識可能有誤、自主查證的，在檔案裡還有更多未被發現的，因此不能盡信這些對當事人的監控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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