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總愛叫我「應召男」，隨傳隨到，很貼切，這可能是專屬我們這一代婦產科醫師的印記吧！
原本，醫護人員向來屬於責任制，二十四小時隨時待命，不過，自從民國八十四年全民健保上路之後，台灣整體醫療環境大丕變，醫護人力明顯不足，年輕醫師過勞死事件屢見不鮮，「醫師救人，誰來救醫師？」醫師過勞死頻傳引發各界關注，進而催生台灣醫療勞動人權。
勞動部宣布，一〇八年九月一日起，醫療保健服務業僱用的住院醫師，適用《勞動基準法》，約有四千多人受惠，占不到全國總醫師人數四萬八千人的一〇％。勞動部預計，未來繼續擴大到公立住院醫師、主治醫師等，適用勞基法。
醫護人員從「責任制」變成有朝一日全部適用勞基法，這在我們「師徒制」教育的那個年代，絕對想不到。
也許是當時，我們把「學習」看得比身體健康還重要，一心一意希望自己早日獨當一面，不管工作有沒有薪水、超不超時、吃冷飯冷菜，都得咬牙撐下去，畢竟，開一千台刀跟開五百台刀累積出來的經驗、技術和能力，真的有差。
可能正因為經歷過如此魔鬼訓練，像我擔任婦產科醫師，很早就習慣隨叫隨到，畢竟產婦自然分娩，可不會按照時辰，嬰兒何時誕生，誰都算不準，在我印象中，自己開業那段時間，我很少睡過一個香香、長長的覺，就連吃飯，常常幾分鐘就迅速扒光，趕著看診、接生。
我忙到沒有時間睡覺吃飯，反映出大家都拚命「增產報國」的事實。
民國六〇到七〇年代，台灣出生率很高，民國六十五年至七十一年之間的新生兒超過四十萬名，最高峰是民國六五年龍年嬰兒潮，高達四十二萬人出生。
民國五〇到七〇年代，台灣人口增加率超過千分之十七，政府還因為人口太多，衛生局帶頭喊出「兩個孩子恰恰好，一個孩子不嫌少」的口號。
開業剛開始那幾年，只有我一個醫生，幾個護士，診所忙得團團轉，最高峰的時候，我一個月接生將近二百名新生兒，等於一天親手迎接至少六個小小新生命來到人間。
產婦如流水般上門，我和護士忙得不可開交，太太看人手不夠，毅然決然放下教鞭，辭去老師的職務，一邊負責養兒育女，一邊協助診所大大小小行政事宜。
太太除了協助產婦辦理出入院手續，不時還得安慰產婦分娩的緊張情緒，甚至常常煮麻油雞湯，分送給新生媽媽食用，為診所贏得好口碑。
那段日子我真像「無敵鐵金剛」，一天睡不到三、四小時，需要開刀的病患常常排到半夜十一、二點動手術，中午時間常常不得休息，也在動手術，至於門診時間，只能利用開刀之間的空檔，能看幾個病人就看幾個病人。
我們診所人力不足，床位、器材清理等，護士全部來不及收拾，太太先把孩子哄上床睡覺，再一起幫忙收拾，常常弄到半夜一、兩點，忙完就煮宵夜，大家一起吃，這時候可說是一天當中最美好的時光。
早期，婦產科沒有打廣告、也沒有臉書、Line等網路宣傳這類的，患者都是口耳相傳、慕名而來的，當年指名找我開刀的病患這麼多，我自己也很驚訝。
曾有一位六十八歲女病患，子宮脫垂、嚴重潰爛，疑有癌症病變，她專程從南部北上找我，她看了很多醫師都沒改善，且醫師都認為她年紀太大，不宜貿然動刀。
不得已她去問神，神明指點她說：「妳去找北部某個方位，有一個姓蕭的」，後來我看完病患的切片，經由切片篩檢之後，再用電燒處置，最後用子宮托把她的子宮推回原位，最後女病患不用開刀，也沒有再發生子宮脫垂的問題。
類似這名女病患不辭千里來求診的故事，在我開業行醫逾四十年來，發生不只一樁，我想患者一直找上門，可能跟我喜歡挑戰高難度、解決棘手案例有關。
我們穿白袍的，天命就是來幫患者排憂解難、藥到病除，因此，我不挑病人， 就算是用門板抬進來的也收，不論患者病況好壞，我都用心診斷、全力救治，不輕言放棄。
也許因為我的堅持，我的診所漸漸聲名遠播，我有很多回流的病患，甚至是病患的第二代、三代，她們還是都回來掛我的診，看到病人跟我一樣「從黑髮到白髮」，很感動，我的用心與辛勞，都很值得。
直到多年以後，我的同班同學許龍國醫師在一次聚會時，跟大家說：「那幾年很多醫師都帶妻小出國去玩，蕭中正那時候卻是忙到沒時間出國。」
聽到許龍國這樣說，我突然想起我的恩師徐千田大將，早年他忙著教學、看診、動手術、做研究，也是一天睡不到三、四個小時。他曾經說過：「看病人就是我的休閒，開刀就是我的娛樂」，老師的身教言行深深影響了我。
為了當一個好醫師，我把全副精神投注給病人，甘之如飴，數十年不變。
＊本文摘自《中正醫路：從醫師到總裁》（時報出版）。本書由蕭中正口述、吳佳晉紀錄撰寫。蕭中正為婦產科醫師、蕭中正醫療體系院長兼總裁。吳佳晉為橫跨醫藥、影劇、財經新聞三大領域逾20年的資深媒體人，常為國泰、元大等多家金控分享公關實務經驗，現為自由創作者。她籌組八十歲企業家傳記團隊，為老一輩紀錄口述歷史，執筆《中正醫路》，是她邁向傳記作家的第一步。著有《從負翁到富翁》、《錢滾錢》、《這一生，一定要有一張保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