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社會資本可用在不利社會的方面，而且有老舊的可能，但一般觀念總認為社會資本就是好的。事實上，實體資本也不見得都是好的。實體資本不但會過時，還可用以製造槍枝、不良藥物、品味低俗的娛樂等。但社會自有法令約束人們製造出有害社會的東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社會資本的使用不會比實體資本更不堪。
抱持上述觀念的人不在少數。第一個使用「社會資本」一詞的是漢尼芬（Lyda Judson Hanifan），在一九一六年用以敘述鄉村的學校社區中心，其後有傑柯斯（Jane Jacobs）的經典作品《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文中談到都市中舊式綜合用途的社區有綿密的社會網絡，形成極有助於公共安全的社會資本。一九七○年代則有經濟學家勞瑞（Glenn Loury）及社會學家萊特（Ivan Light）以此分析大都市中心貧窮地區（inner-city）經濟發展的問題。他們認為黑人不像亞裔或其他少數族群在自己的社區裡有很強的信賴與社會連繫，這也是為什麼黑人在中小企業方面的發展很有限。一九八○年代，受到社會學家柯曼（James Coleman）與政治學家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影響，「社會資本」一詞再度被廣泛運用，後者的論點在義大利和美國更引起激烈的辯論。
有一個人從未用過社會資本這個名詞，卻可能是闡述這個觀念最清楚的人，那就是法國貴族兼旅行家托克維爾。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裡提到美國與法國一個極大的差異，即美國人展現出豐富的「自發結社」，人們習於為各種或輕鬆或嚴肅的目的形成自願組織。美國式民主與有限政府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為美國人善於為公民或政治目的而連結。人民既有足夠的自我組織能力，政府不須用由上而下的層級形式維持秩序，人民更能從自我管理中學到合作的習慣，並將這樣的習慣帶入公共生活領域。我想托克維爾一定會同意我們的結論：沒有社會資本就沒有公民社會，沒有公民社會就沒有成功的民主政治。
＊作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史丹佛大學國際研究所教授，兼民主、發展與法治中心主任。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跨越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 （全新修訂校對版，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