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多認為社會秩序必來自中央化、理性的官僚階級，這個觀念的形成與工業時代的歷史背景有關。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觀察十九世紀的工業社會認為，理性的官僚是現代生活的根本精神。但我們知道在資訊社會裡，政府或企業都不再完全倚賴官僚規定來管理；反而透過權力的下放，倚賴那些表面被管理的人去自我組織。這種自我組織必須建立在內化的行為規範，也就是說，二十一世紀將是講求非正式規範的時代。資訊社會的來臨或許造成社會規範的瓦解，但沒有了社會規範，現代的高科技社會也無法往前走，由此便產生創造規範的強烈動力。
本書第三部將透過回顧與前瞻來追尋社會秩序的起源。過去一直有人認為社會的道德秩序有長期走下坡的趨勢，尤其是保守派人士。英國政治家柏克（Edmund Burke）認為，以理性取代傳統與宗教啟蒙運動是問題的根源，柏克的現代門徒則認為，現實的人本主義是現代社會問題的元兇。近半世紀以來社會道德的敗壞確是不爭的事實，但保守派人士常忽略了社會秩序不只會走下坡，在長期的循環裡也有往上走的時候，例如十九世紀的英、美。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英、美兩國的社會風氣明顯變壞，幾乎所有大都市犯罪率都提高，家庭破裂、非婚生子比率增加、人際關係疏離、每人酒精消耗量大增（尤其是美國，一八三○年的消耗量約為今天的三倍）。但十九世紀中期之後，上述社會指標幾乎一一轉正：犯罪率下降、家庭結構日趨穩定、戒酒的人愈來愈多、人們從許多新興的志願組織找到社會歸屬感。
今天類似的徵兆告訴我們大斷裂（一九六○年代到一九九○年代）已開始退潮。在美國與其他治安敗壞的國家，犯罪率已大幅下降。離婚率從一九八○年代開始遞減，非婚生子比率（至少在美國）也能維持不再增加。人們對大機構的信賴感正逐漸恢復，公民社會似乎也在蓬勃發展。根據一些非正式的證據顯示，較保守的社會規範有捲土重來之勢，出現於七○年代的極端個人主義則不再受歡迎。若說上述社會問題都已遠去，現在尚言之過早。但若是認定人類社會無法因應資訊時代的科技與經濟變化，則又太過悲觀。
＊作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史丹佛大學國際研究所教授，兼民主、發展與法治中心主任。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跨越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 （全新修訂校對版，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