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其經濟力量獲得哪種政治影響力？
中國的經濟力量無疑地正轉變成日增的政治影響力。這個明顯的發展在美國和歐洲引起關切唯一的理由是，和二次大戰後崛起的兩個經濟強權（德國和日本）不同，中國不是美國聯盟結構的一部分，而是自身擁有軍力的獨立地緣政治參與者。不過，截至目前，以中國的經濟紀錄來看，中國所獲得的政治影響力可能比人們合理預期的少。
這種情況的理由之一是，直到晚近，中國追求的是一種刻意自制的外交政策，遵循的是鄧小平在一九九○年代初期的審慎口號「韜光養晦」，意即「保持低調，等待時機」。在實務上，這表示著重在與盡可能多的國家保持穩定與和諧的關係，並在國際競技場上避免挑釁和不扮演領導角色的外交努力。改革時代初的重要目標之一是，確保大多數國家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策略很成功。中國從一九七○年代末外交上幾乎完全孤立的地位，到二○○○年已成功與幾乎世界每個國家建立建設性的關係，使承認台灣的國家數減少到屈指可數。
在二○○○年代初，中國的外交政策變得略微積極主動。政府開始鼓勵企業「走出去」，並在全球投資，一部分是為了取得天然資源，例如國內資本密集成長所需的石油、鐵砂和銅。經過初期緩慢的進展後，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從二○○七年開始大幅增加，現在一年平均約八百億美元。這使中國的每年對外投資總額僅次於美國；但是當然因為美國投資海外的時間長得多，所以對外投資總額也大得多：約三‧五兆美元，相較於中國只有約六千億美元。
整體來說，中國採取的立場是純粹為了經濟而涉入其他國家，且保持不干預他國內政的原則。中國投入其他國家的金錢愈多，它就愈關切這些國家政權的更迭不致威脅中國的投資。我們必須假設，中國的外交關係將隨著時間而日趨積極。但「更積極」不表示「像美國那樣積極」。截至現在，仍舊沒有證據證明中國想要、或有能力指使或鼓吹其他國家應該如何組織它們的政治或經濟體系──美國經常宣稱中國有這種影響力。
二○一三年中國外交政策在習近平領導下明確地轉趨積極。新策略包括更激進地主張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中國在此與越南、菲律賓和其他鄰國有爭端）、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以及在東南亞和中亞執行所謂的「基礎建設外交」（後面將更詳細討論）。毫無疑問的，中國已放棄「低調」策略，將逐漸在地區和全球事務上扮演更強勢的角色。
這個轉變引來許多焦慮和批評，但應該從更寬廣的角度看待。第一，美國和歐洲官員多年來要求中國在全球事務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許多習近平的措施可以詮釋為回應這個呼籲。二○一四年十一月在北京與歐巴馬總統會面時，習近平保證與美國合作達成一項對抗氣候變遷的全球協議──與五年前比較是一大轉變，當時一項關鍵的全球協議未能在哥本哈根達成，主要因為美國與中國的敵對。而中國在亞洲鄰國投資基礎建設，雖然有相當成分出於自利的考慮，但一部分也是資助國際「公共財」，因而是提供廣泛實質利益的正當作為。
第二，中國致力於擴展影響力，主要仍局限於亞洲的鄰國，並且只獲得小規模的成功和相當大的抗拒。日本和南韓是美國軍事聯盟的忠實成員，台灣即使不是名正言順的盟友，也是準盟友。中國在最弱小東南亞國家（柬埔寨和寮國）的影響力正在茁壯，但在其他國家卻呈現擺盪。越南數百年來憎惡其北方的大鄰國，並積極招徠更多日本的投資。緬甸在前軍事政權下與北京關係緊密，但擔心變成中國的附庸，刺激大幅的政治和經濟自由化，進而導致二○一一年軍政權解體，並與西方加強關係。中亞國家如哈薩克和土庫曼歡迎中國投資，以開採礦藏和提升運輸基礎建設，但它們也藉中國來制衡傳統保護國俄羅斯，以便保持獨立。
第三，事實紀錄顯示，在改革期間，中國並不比印度更常在自己邊境以外的地方動用武力，若以中國自己來看，改革時代比起毛澤東時期也是大幅減少動武。中國干預的紀錄比起美國過去一百二十五來更是相形見絀。即使把冷戰時期美國為圍堵蘇聯影響力而主導其他國家進行的許多行動排除在外，美國的軍事干預長期以來一直是司空見慣的全球事務。受影響的國家包括二次大戰前的菲律賓、古巴、巴拿馬和尼加拉瓜，以及冷戰結束後的阿富汗、伊拉克、前南斯拉夫，和利比亞。
總結而言，毫無疑問中國的領導人正尋求把國家的經濟力量，轉變成在亞洲和世界的更大影響力。這很自然，而且就中國把精力導引到經濟發展計畫來說，也具有廣泛的益處。中國相對於既有的區域強權（中亞的俄羅斯、東南亞的日本）的影響力勢必會提升，但中國距離成為區域霸權還很遙遠。除了最近的周邊國家外，中國的政治影響力很有限。
中國的成長模式能否在其他國家複製？
中國能否在思想領域扮演領導角色這個問題，可以從發展策略這個面向來探究。過去三十年來中國在經濟成功上有值得欽羡的紀錄，它的成長模式可不可能複製在數十個等著加入工業時代和晉升為較高所得國家的窮國？
中國頂尖的經濟學家之一相信可以。在一九九○年代建立中國最高經濟智庫、並於二○○八年到二○一一年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指出，非洲國家處於絕佳的地位，可以模仿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利用國家領導的基礎建設投資來吸引不再認為中國是低成本製造基地的外來直接投資（包括來自中國企業的投資）。7兩個非洲國家盧安達和衣索比亞，已採取一套或多或少直接模仿中國成長模式的政策。過去十年來，衣索比亞是非洲成長最快的經濟體，從二○○四年來平均GDP成長率達十一％。盧安達落後也不遠，達八％。
不過，中國成長經驗能否轉移也有值得懷疑的理由。我們在本書各章都提到，中國的成功經驗一部分是特殊情況的產物：毗鄰的香港可以連結全球市場和現代金融和法律機構；中國的地理位置緊鄰日本、南韓和台灣建立的工業和貿易樞紐，方便遷移生產到中國以節省成本；中國共產黨極為緊密的組織結構；以及中國的改革時代碰上一波持續到二○○八年的全球貿易榮景。
此外，林毅夫的「領頭龍」（Leading Dragons）模式是日本經濟學家在一九六○年代倡導的「雁行」（Flying Geese）模式的改版；雁行模式主張，東南亞國家處於追隨日本（在這個譬喻裡扮演領頭的雁子）的絕佳地位，可以接收因成本升高而從日本移出的利基工業，和善用日本公司的直接投資。「雁行」模式並未開花結果，東南亞國家從越戰結束到一九九○年代中期確實成長迅速，但它們並沒有完全工業化。原因之一是各國的政治結構，加上依賴外國投資和借貸，創造當地企業家投資壟斷性商品和服務業的誘因，把競爭激烈的製造業留給外國人。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海外資金枯竭，東南亞喪失其成長動力。這顯示模仿其他國家的成長模式比想像中困難多了，並且透露出外來直接投資式的策略暗藏危險，亦即我們在第三章已討論到的：把太高比例的工業組成交給外國公司，可能阻礙本國公司的興起，而本國公司則是驅動長期創新過程、進而帶領國家進入較高所得地位所不可或缺。
林毅夫同意，「中國模式」並沒有簡單的訣竅可供其他國家模仿。他說開發中國家可以從中國經驗學習的最重要教訓，是實用主義的價值。與其堅持一種特定的發展理論，或太重視外部專家的意見，各國應做實驗並堅持有用的政策，不管它們是否符合理論或富國的期望。這是一個睿智的處方。
林毅夫也正確地指出，窮國在尋找發展模式時，最後取法其他晚近發展的成功故事，而不要仿效富裕國家。這個簡單的道理，在一九九○年代常被新古典派經濟學家和世界銀行等開發機構遺忘，當時的窮國常被教導，強力的財產權、自由市場和更開放的金融體制──基本上是富國經過數世紀的發展才享有的進步──是它們邁向進步的關鍵。中國的成功提醒我們，基礎建設、實用的工業政策，以及國家在維繫穩定的投資環境扮演合宜的角色極其重要。這是對富國專家散播的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極有用的矯治。
＊作者為佳富凱集團（Gavekal）研究部主管，該集團提供金融、企業有關中國經濟與政治發展的諮詢，是全球金融投資研究公司，總部設在香港。2002年與人合夥創立研究中國經濟的「龍州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顧問公司。目前橫跨北京、紐約兩地工作。曾任中國、東南亞等地自由金融記者、《中國經濟研究季刊》編輯、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資深客座研究員、哥倫比亞國際公共事務學院講座教授，以及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成員。本文摘自其新作《獨特又矛盾的經濟體：21世紀中國奇蹟背後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