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的發展成就整體來說已廣為人知，但這種成就的重要性和獨特性仍未被充分了解。創造持續數十年的快速經濟成長並不容易；從貧窮躍升進入富裕國家俱樂部─追趕（catch-up）或趨同（convergence）成長─是罕見的成功經驗。一項追趕經濟體的研究發現，從一九七○年到二○一○年，只有十四個國家提高其人均所得與美國的相對水準一○％以上，其中有七國是歐洲的周邊國家，推想是受益於大戰後歐洲經濟榮景的外溢效應，以及歐洲聯盟內部的經濟整合。另一個國家是以色列，可能也受益於接近歐洲。另外六國都在東亞，相對所得增加幅度遙遙領先的是台灣、南韓和日本。在這段期間，全世界從「貧窮」（定義為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不到美國的一○％）躍升到「富裕」（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五○％）的國家，只有台灣和南韓。
比起所有其他非歐洲開發中經濟體，東亞經濟體獨特的成功原因何在？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解釋是，日本、台灣和南韓都採用同一種模式的變形，這種模式一九八八年被經濟學家韋德（Robert Wade）稱作「發展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模式。後續的研究指出，成功的東亞發展國家經濟成長模式有三個基礎：土地改革、出口製造業，和金融壓迫（financial repression）。
日本、南韓和台灣透過國內政治體制推動的許多類似措施，積極實施這些核心政策。（對照之下，泰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未嚴格實施這類措施，因此未獲得顯著的成效。）通常這需要它們抗拒先進國家（如美國）和多邊機構（如世界銀行和IMF）的強力遊說和施壓，要求它們採取更自由的匯率，和更開放金融市場。
＊作者為佳富凱集團（Gavekal）研究部主管，該集團提供金融、企業有關中國經濟與政治發展的諮詢，是全球金融投資研究公司，總部設在香港。2002年與人合夥創立研究中國經濟的「龍州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顧問公司。目前橫跨北京、紐約兩地工作。曾任中國、東南亞等地自由金融記者、《中國經濟研究季刊》編輯、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資深客座研究員、哥倫比亞國際公共事務學院講座教授，以及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成員。本文摘自其新作《獨特又矛盾的經濟體：21世紀中國奇蹟背後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