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其他共產國家的失敗學到什麼？
描述中國的方式之一是，它是個「轉型」的後共產經濟體。這表示中國正從中央計畫經濟體轉型到更加市場導向的經濟體。這未必表示共產黨將放棄政治權力。大多數東歐國家可以當作例子，說明從計畫轉向市場的經濟轉型，結合從共產獨裁轉向多黨民主體制的政治轉型。蘇聯則是一個嘗試經濟轉型卻未完全政治轉型、最後失敗的例子。中國和越南是嘗試經濟轉型、同時維持共黨壟斷政治權力的國家。
了解中國為什麼未陷入經濟停滯或演化出民主制度的第一把鑰匙是，檢視其領導人從其他共產國家的失敗學到的教訓，特別是蘇聯一九九一年的慘痛崩潰。一九八九年春天，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抗議達到高點時，有超過百萬名示威者，他們譴責官員貪腐、通膨失控和缺乏政治自由。鄧小平領導下的共產黨雖然恢復了秩序，卻付出血腥鎮壓和軟禁趙紫陽的代價；趙紫陽在那一年五月底前一直是黨的高階官員，並帶領一九八○年代的許多經濟改革。接下來兩年，中國受到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經濟制裁，經濟成長率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年跌落到平均四％──和之前十年平均一○％的成長率比較已屬衰退。保守派官員怪罪鄧小平的改革派經濟政策帶來政治動亂。當時中國在外交上遭到孤立，經濟和政治陷於僵局。
同一時間，其他共產集團正以幾年前無法想像的速度瓦解。蘇聯的東歐衛星國共產政權，到一九九○年初已全部分解，到一九九一年耶誕節，蘇聯本身也已崩潰：共產黨在反對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政變失敗後失去權力，從立陶宛到哈薩克的十四個共和國宣告獨立，葉爾欽（Boris Yeltsin）自立為縮小後的俄羅斯聯邦的非共產黨總統。
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想像中國會是下一張倒下去的骨牌，或者黨會藉鎮壓異議和控制已證明有政治破壞性的經濟改革，以收緊對權力的掌控。事實上黨的作法剛好相反。到一九九一年，經濟的動力再度加速，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初又明智地展開他稱為「南巡」的策略。在高階軍方領導人伴隨下，他訪問華南經濟改革的熱點，先從深圳經濟特區開始，而深圳緊鄰他大膽改革的實驗室香港。南巡期間，他與高階軍方領導人和國家安全首長舉行會議，會中大膽宣告：「誰不改革誰下台。」
這個訊息是針對鄧小平在天安門動亂後指派為黨領導人的江澤民而發，當時江澤民在鄧的改革派與保守陣營間遲不表態。事實上，鄧小平是告訴江澤民：「我仍然在幕後掌控大權，我有軍方站在我這邊，我命令你別再騎牆，重新開始經濟改革。如果你不肯，我會把你弄下來，找個較聽話的副手。」江澤民順從了，並推出新一輪改革，在接下來的五年，經濟成長激增到每年平均超過一二％。
身為革命元老的鄧小平，與其他人一樣深信要維護黨的專政，但他押注保持專政最好的方式，是追求動態的經濟管理，提升國內的生活水準，和提高中國的國際聲望及影響力。他的理論是，中國人民若能豐衣足食，且對中國再度在世界上「揚眉吐氣」感到自豪，長期來看將更支持共黨統治，勝過生活在經濟停滯有如死水的人民。經濟改革必須先實行，而政治改革──如果要的話──排在遙遠的第二位。換一種說法，就是他在一九九○年被寫在中國各地牆上的名言：「發展才是硬道理。」在這方面，他的自知之明與戈巴契夫有天壤之別，戈巴契夫進行政治改革，希望有助於排除官僚對經濟改革的抗拒；鄧小平在天安門事件之前很久，就說戈巴契夫是「白痴」，才會把政治改革擺在經濟改革前面。
鄧小平對經濟快速成長很重要的判斷，後來被一九九○年代黨學者做的一系列蘇聯崩潰研究證明是正確的。這些學者的結論是，蘇聯共黨崩潰有四大原因：
- 經濟成長不夠快，導致挫折和怨恨，而這項失敗的原因，是利用的市場機制不夠多。
- 蘇聯的宣傳和資訊體系太封閉和意識形態太僵化，使官員難以正確而及時地獲得有關蘇聯內部和外部情況的知識。
- 決策太過於中央化，因此速度太慢。
- 一旦戈巴契夫領導的改革展開後，黨對政治權力絕對壟斷的核心原則，便遭到削弱。
這些發現在過去二十年持續提供中國做決策的依據。西方分析師認為動態經濟和嚴密控制的政治結構存在致命的矛盾，然而中國領導人認為兩者可以相輔相成。嚴密的政治控制提供穩定性，讓經濟活動可以分權化；帶來快速的經濟成長，進而因為「達成」較高的生活水準，而提高黨的正當性。提高正當性後，黨掌控的權力便愈穩固，而且大多數人認為，改用另一套未經試驗的系統風險高到無法接受。
經濟成長是持久掌控政治權力的關鍵，而且政府的正當性可以像來自民主選舉一樣來自經濟成長，這些概念並非由中國人所獨創。它們在一些成功的東亞鄰國也常見到，而中國領導人從改革時代一開始，就密切研究這些鄰國的經驗。
中國從成功的東亞鄰國學到什麼？
一九七九年中國走出毛澤東的孤立期時，政府官員和學者開始訪問世界各國。他們很快發現，中國在經濟和技術方面不僅遠遠落後西方強權，也不如數個東亞小鄰國：日本、南韓和台灣。這三國從一九五○年代初的戰爭破壞興起後，都經歷持續的經濟榮景。日本到一九七九年已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大有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科技領導國之勢。南韓在朴正熙（一九六一至一九七九年）激昂、嚴峻和偶爾瘋狂的領導下，已從亞洲最貧窮的國家躍升為新興工業強國。最令中國尷尬的是，一九四九年蔣介石領導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內戰潰敗後退避的貧窮農業省台灣，當時已是欣欣向榮的中等所得國家，即將成為重要的電子產品出口國。
東亞的發展成就整體來說已廣為人知，但這種成就的重要性和獨特性仍未被充分了解。創造持續數十年的快速經濟成長並不容易；從貧窮躍升進入富裕國家俱樂部─追趕（catch-up）或趨同（convergence）成長─是罕見的成功經驗。一項追趕經濟體的研究發現，從一九七○年到二○一○年，只有十四個國家提高其人均所得與美國的相對水準一○％以上，其中有七國是歐洲的周邊國家，推想是受益於大戰後歐洲經濟榮景的外溢效應，以及歐洲聯盟內部的經濟整合。另一個國家是以色列，可能也受益於接近歐洲。另外六國都在東亞，相對所得增加幅度遙遙領先的是台灣、南韓和日本。在這段期間，全世界從「貧窮」（定義為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不到美國的一○％）躍升到「富裕」（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五○％）的國家，只有台灣和南韓。
比起所有其他非歐洲開發中經濟體，東亞經濟體獨特的成功原因何在？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解釋是，日本、台灣和南韓都採用同一種模式的變形，這種模式一九八八年被經濟學家韋德（Robert Wade）稱作「發展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模式。後續的研究指出，成功的東亞發展國家經濟成長模式有三個基礎：土地改革、出口製造業，和金融壓迫（financial repression）。
日本、南韓和台灣透過國內政治體制推動的許多類似措施，積極實施這些核心政策。（對照之下，泰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未嚴格實施這類措施，因此未獲得顯著的成效。）通常這需要它們抗拒先進國家（如美國）和多邊機構（如世界銀行和IMF）的強力遊說和施壓，要求它們採取更自由的匯率，和更開放金融市場。
＊作者為佳富凱集團（Gavekal）研究部主管，該集團提供金融、企業有關中國經濟與政治發展的諮詢，是全球金融投資研究公司，總部設在香港。2002年與人合夥創立研究中國經濟的「龍州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顧問公司。目前橫跨北京、紐約兩地工作。曾任中國、東南亞等地自由金融記者、《中國經濟研究季刊》編輯、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資深客座研究員、哥倫比亞國際公共事務學院講座教授，以及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成員。本文摘自其新作《獨特又矛盾的經濟體：21世紀中國奇蹟背後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