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國傳統地緣政治的國安外交戰略思想和策略而言，國家一向區分基本利益和一般的既得利益。國家拼死拼活也要保衛前者；而後者端看情勢，權宜而定。所以，美國在十八世紀的崛起，英國沒有視之為對其國家根本利益的威脅，反而任其發展。從這個政策及美中兩方的基本國家利益的角度分析，由中國大陸看起來，台灣是為其絕對的基本國家命脈之所繫。相對而言， 美國關乎台灣的國家利益並非根本而重大，頂多是經濟利益和意識形態 （所謂自由資本主義對抗威權資本主義）的認同。換句話說，對前者是國家基本利益， 對後者只是權宜的既得利益， 兩者不可同日而語。連最近看來是陸委會重金禮聘的客卿，認為美中有軍事，外交，科技，思想重大矛盾的美前助理國務卿史坦博格 （James Steinberg) （大約是我們的司長）， 在幾乎是全面對抗的評估之中，都不敢堅持美國為台灣與中國對抗， 反而主張極端謹慎，必須與中共共同避免衝突。許多研究甚至認為台灣問題如此懸而不決，是美國亞太國安根本利益的累贅，有如二次大戰遺留下來的未爆彈，隱藏美中戰爭與核子衝突的可能性。
在這種情況之下，無論是民進黨的一面倒路線， 或國民黨的所謂 「親美友中」， 本質上都是引美抗中，反形勢而行的錯誤政策。除非美國忽然對中國改對抗為妥協 （那台灣更沒得僥倖），或也許經過時間的拖延，寄希望於不切實際的偶然 (中共解體？），美國緊緊的介入 （即使可能），一定導致兩岸更進一步走向衝突， 永遠潛在戰爭可能的僵局。基於美中對台利益輕重深淺的差別，正確的方向不是無法實現的任何 「靠美」（51州？）「親美」方向，而恰好是翻轉思維的 「親中友美」。雖然這樣的新視角也許不是馬上就能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但在處理例如瘦肉精「親美」的條件反射式決策過程，也許可以是一個同時必須衡量參酌的不同路線。
瘦肉精的爭議有它一定的重大意義。但是，要看到它不是孤立的食安科學驗證問題。而是從台灣現成未加思索的大戰略方向及定位一路而下的表癥。親美的大戰略宰制了國安的方向；國安的認識決定了食安的性質和內涵；食安的理解，拘束了食品安全危機處理落實的策略 （胡謅WTO 規定和亂扣條約義務的大帽子）；策略指導了原本是科學的風險評估的解釋。與其證明絕對無害，當局敘說的故事是：不能證明絕對有害，所以可以開放進口。所以，既不能證明一定瀉肚子，我們就可以吃？
請注意：沒有人說在從 「反中」， 乃至於 希望「親美友中」，邁向「親中」的調整過程中，必然要忽略或犧牲美國對台或多或少的情緒和利益，這樣的期待或認識不切實際。 講白了就是：「親美友中」與中國的根本國家利益矛盾， 實現的可能性太低；「親中友美」既與中國的基本利益不生絕對的衝突，又同時照顧了美國的利益， 消除了中國大陸對台的絕對壓力，最終是成就了廣大樸實，和善，勤勞，優秀的台灣人民，一個自主，安定，和平，發展的環境。
台灣大戰略的傾斜，導致兩岸永遠不得不處於緊繃的對抗狀態。以至於不但浪費了極多的精力和資源在無謂而可得避免的內外衝撞之上。一提到中國大陸或兩岸局勢，台灣人或歇斯底里， 或義憤填膺， 或無可奈何， 或提心弔膽，長期處於極不健康的精神失衡狀態。而此次瘦肉精的爭議，學者專家，業者醫生，介入很多。 好像還有一位榮總的精神科蘇醫生參與， 部分幫助解答食安問題引起的焦慮。台灣現行國安大戰略導致動盪與長期的精神緊繃，間接蒙蔽了國安決策的評估。那麽無論決策者的判斷，或首當其衝的百姓，或許更需要精神醫生的診斷？
＊作者為前雲林大陸進口毛巾案有關WTO爭端的主持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