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印度之間達成過一系列相當於君子協定的外交斡旋，這些外交斡旋的性質類似於一九三○年代，日本和俄國在滿洲問題上達成的交換性協議：中國承認印度對錫金的主權，而印度則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這件事情其實也是清末以來，大清帝國企圖用民族國家的外交邏輯來解決內亞邊疆問題的長期進程的一環，這不是個一刀切的過程。清帝國在早期跟英國人發生交涉的時候，並不能夠明確區別像西藏這樣的領地和像緬甸這樣的藩屬國之間到底有什麼區別。清朝的主管官員經常是出於怕事或者省事的目的，對像拉達克(Ladakh)或者是像尼泊爾之類的事務不加干涉。在尼泊爾跟英國人發生衝突的時候，嘉慶皇帝和他的繼承者都一直主張，夷人和夷人之間發生衝突，這跟我們沒有關係，我們沒有必要多管閒事。把他們的事情放到我們自己的議事日程上面，勞師傷財，這對我們大清來說根本談不上是有利。當地官員如果採取息事寧人的政策，拒絕尼泊爾要求清朝干預的圖謀，是會得到皇帝獎賞的。
這個態度真正發生改變，還是在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以後，特別是一九五○年庚子拳亂以後。甲午戰爭發生的情況實際上是，清朝在朝鮮由明清時期延續下來的這種宗藩關係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的交涉過程中出現嚴重問題，結果清朝、韓國和日本之間對過去的封建關係的解釋發生了嚴重衝突，最後像歐洲一樣，通過戰爭方式來進行解決。解決的結果是，朝鮮人由大清藩屬的王國變成跟大清皇帝平起平坐的大韓帝國，由朝鮮國王改成大韓帝國的皇帝，這才解決了這個問題。而大清的外交部門感到自己在東方受到了損失，就企圖在西方獲得補償，於是就企圖在內亞方面收回它在東部沿海地帶遭到的損失。所以從此以後，清朝的外交部門在跟西方外交部門發生交涉的時候，就不再像以前那樣採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政策，而是盡可能地把歷史上的宗藩關係都解釋成為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
但是這個解釋方法是它單方面的要求，英國方面的外交部門直到抗日戰爭時期仍然堅持，清朝和清朝的繼承者在西藏方面只享有宗主國的權利，並不享有領土主權。宗主國的權利是一種非常鬆散的關係，雙方之間的關係是象徵性的。因此儘管雙方都提出了各種相互矛盾的權利訴求，實際上在真正要實施能夠執行的外交方略的時候，必須得把所有利益相關方都召集起來開會。例如像清朝末年的清英藏三方協商和中華民國初年的中英藏三方會議，這些其實都是為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英國人的政策就是，他們希望能夠擱置歷史遺留問題。無論西藏、不丹這些地方的法理地位是什麼樣的，他們希望原有各方實際上已經享受到的各種權利都沿襲不變，在各方都尊重原有權利的情況下，該做生意的繼續做生意，該收地租的繼續收地租。如果有任何一方想要變更原來封建時代的現狀，那麼大英帝國和英印帝國政府要求它首先跟英國人商量。不經英國人的同意，任何一方都不能夠單方面地改變現狀。
而清朝自一九○五年清末新政以後，開始企圖把大清帝國解釋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繼承清朝的中華民國也企圖繼承清朝外交部門最後這段時間的權利訴求，因此對英國人這方面的要求採取不予承認的態度。之所以採取不予承認的態度，就是因為它希望採取改變現狀的措施，改變現狀則意味著對西南邊疆的各封建領主、土司之類的採取改土歸流的政策。像趙爾豐把川軍派到西藏，就是這一措施的具體體現，意圖就是在武力威脅之下，強迫西藏的僧侶和封建領主承認他們跟大清皇帝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從屬性的關係，因此西藏的外交和領土都應該由大清帝國代管。但是這些措施導致達賴喇嘛的出逃，使西藏問題更加難以解決。辛亥革命以後，川軍瓦解，四川宣布獨立，川軍急於回四川參加革命，結果導致了駐西藏的川軍完全瓦解，殘餘的川軍經過英屬印度，從海道回國，而達賴喇嘛又從他在印度的避難所回到西藏。
之後，達賴喇嘛跟中華民國的關係就很像是甲午戰爭以後清朝跟日本的關係一樣：清朝原本堅持封建主義的國際體系，但被日本人打敗後，就開始效法日本，把內部的封建結構改組為近代民族國家，具體就是體現在對西藏和內亞其他各邦加強權力；西藏也是這樣的，西藏最初跟清朝和英印帝國發生關係的時候，也是非常堅持自己那種中世紀的封建體系，不願意接受近代民族國家的關係，但是自從被趙爾豐的川軍打敗後，他們才承認，原本那種封建體系過於鬆散，抵抗不了清朝方面的壓力，於是達賴回國以後，就開始在西藏採取類似日本的明治維新和清朝的清末改良主義運動的類似措施。這些措施有一個基本特點，就是企圖把封建主義重新解釋為民族國家，通過加強中央集權的方式削弱封建領主的權力。
但是達賴在這方面的改革其實是不徹底的。一直到一九五二年，西藏都只有幾千名軍隊，遠遠沒有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建立的強大海陸軍體系，也不及清末新政後袁世凱建立的北洋軍那麼強大，這是西藏在一九五二年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談判時，處於極端不利地位的一個根本原因。西藏缺乏一支強大的現代化軍隊作為自己的談判籌碼。儘管英國人要求各方，不要單方面改變現狀，但實際上他們並不打算深入干涉西藏的局勢。也就是說，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派兵進駐西藏的時候，它不能指望英國人的軍事援助，也不能指望大英帝國的繼承者—印度的軍事援助。這就是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能夠對歷史上的西藏的大部分地區實施有效控制、而且聲稱自己是西藏主權的唯一合法繼承人的根本原因。而印度的外交部門為了換取中國對錫金問題的承認，實際上是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只是根據民主國家保護政治流亡者的公約，允許西藏流亡者在印度獲得安全保障。但是這並不表明印度支持西藏流亡者，或承認「西藏是一個被占領的主權國家，要求中國退出西藏」的訴求。這種訴求會使印度捲入把西藏從中國占領之下分割出來的軍事義務，而這個義務是印度目前不願意承擔的。
但是春丕谷地的問題就不是這樣了。春丕谷地是位於一個三角地帶，位於錫金、不丹和西藏三者之間的三角地帶。當地的文化無疑是受藏文化的深刻影響的，但是歷史上看，當地的封建領主一般來說是更多地承認英印帝國的封建權利，而英印帝國在當地實施有效治理和近代化建設的程度是遠遠超過西藏當局的。因此即使不丹人像尼泊爾人一樣獲得了完整的國家主權，可以主導自己的外交，它也非常不可能放棄這片對它來說相當重要，而且早在達賴五世時代，就已經被達賴承認是不丹享有的封建領地的地區。所以，印度目前代替不丹出頭，並不是很多中國讀者所設想的那樣，是印度對不丹的侵略，假如不丹獲得完整的國家主權以後，不丹的立場就會完全不一樣。
實際上，不丹如果像尼泊爾一樣獲得了完整的國家主權，它很可能會採取比印度更加激進的邊界政策。印度領土廣大，對這塊地方可能並不是很重視；而不丹的領土狹窄，這塊地方對它的重要性比對印度的重要性要大得多。印度在其他地方—例如在中亞、東南亞也繼承英印帝國的很多遺產，它為了在其他方面的利益，有可能把這塊土地的利益當作可以交換的籌碼，就像它拿錫金和西藏兩個問題相互交換一樣；但是對於不丹來說，它沒有任何可以交換的籌碼，所以它對這塊地方的要求多半會更加強硬、更加不能妥協。類似的情況，你就可以從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的帕米爾邊界問題看出。俄羅斯帝國和清朝之間長期以來在這些地方的領土糾紛，性質上很接近於春丕谷地的糾紛，但是俄羅斯帝國擁有廣大的領土，有很多可交易的專案，所以它在這方面的立場是比較模糊的；蘇聯繼承俄羅斯帝國以後，實際上像是印度繼承大英帝國以後一樣，是強化、而不是弱化它對這些地方的權利要求；而塔吉克斯坦在蘇聯解體、自己獨立以後，它對這方面的權利要求又比過去的蘇聯更加強硬。最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跟塔吉克斯坦進行權利交涉的時候，實際上是比起大清帝國和中華民國面對俄羅斯帝國和蘇聯的時候做出更多的領土讓步。
＊作者為旅居美國的自由作家，致力於用憲制演化的角度研究歷史，並投入民族發明的推廣，在大眾史學及網路場域擁有巨大影響力，其學說被支持者稱為「阿姨學」。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叛逆的巴爾幹：從希臘主義的解體到斯拉夫主義的崩潰》（八旗文化）附錄〈從封建體系到民族國家─以中印邊境衝突為例〉（系列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