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既然緊急供電時期，是「全民」追求非核家園的代價，何以只有公務人員共體時艱，而不是全民，或至少上述二十個場所，均有配合的義務？但在目前「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似乎處理並不充分，甚至還讓某一些用戶，可以在尖峰用電時段，開的更冷（餐館，或其他能源用戶附設之餐廳或美食街，於七時至九時、十一時至十四時及十八時至二十一時之時段。）這若在平常電源供應充分時期，當然可以相當理解；但是否在緊急供電短缺時期，共體時艱的結果，也不應提供此一例外。除此例子外，也有很多法制化，促進全民共體時艱之空間。如，在緊急供電短缺時期，「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是否將冷氣溫度，由原本二十六度，提高到二十八度？
唯有全民共體時艱，平均，而非集中於少數人（如公務機關、公務員）之方式並透過法制化之方式，方能公平地在電力資源稀少之狀況下，分配減少用電之責任。
人治的需量反應制度？因林全院長一句話，恣意喊價調高之需量競價制度？
為了因應缺電危機，於八月二日，行政院長林全指示台電提高需量競價的價格，以減少尖峰時間工業用電，來供民生用電使用。但此舉也引發民眾有淘空國庫之質疑，甚至有專家擔憂此種制度不透明，是否有可能發生買空賣空之疑慮，目前相關資訊也甚不透明。這也讓我們看到需量競價制度，是否有法制化之空間，以避免此種可因人為喊價，隨意加價之情況。
目前需量競價制度，台電已經實施數年，其係透過台電之方案加以推動。然而相較於獨立發電業（IPP）導入，係有經濟部專簽辦理之方式，需量競價制度，是純粹一台電內部發起之措施。而新電業法下，也僅稱綠電先行，而是否包括此種「負電先行」，也不無疑問。
既然需量競價以及需量反應提供者，是電業法下，因應緊急供電時期危機抑低尖峰之重要工具。為平息目前社會各界之質疑，有必要加以法制化處理。如，電業法下，到底台電可否將其供電義務外包給大用戶，尋求大用戶協助，並不清楚。一樣地，在目前電業法下，雖有提及用戶群代表，但其執照認證等程序，也並未加以規範。這均可減少社會大眾對於此一制度人為操縱，或者為何工業用戶在此種時間，理應限電，但今天卻反而可以利用限電危機，大賺不義之財之疑慮。
台灣能源轉型非核家園下，迎接長期低備轉容量率時期配套法制之必要性：
所有涉及電力供需法制大盤點，均應整合入低備轉容量率之思維
過去一、二週的台灣能源法制狀況，讓人感受到一種幾乎已經進入節電大作戰之全民防衛動員準備（參見：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若再持續下去，幾乎都已經快要到總統發佈緊急命令之狀態。雖然說實際情況不至於如此誇張，但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幾乎也已經構成了眾多「無法可依」之法治國凍結狀態。難道在正常供電狀態，與進入「電源不足時期限制用電辦法」的限電之間，沒有更細緻的處理空間嗎？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