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拚了命想好好與人相處、讀更多更多的書籍，對別人生了氣或被別人嘲笑，就反思是不是其實我過度敏感──剛剛是不是沒有察覺到什麼呢？今天也認真過了嗎？努力了嗎？有體貼別人也有好好微笑了嗎？為什麼又咬指甲為什麼要那樣？不要發抖、不要出汗、不要無預警哭出來，這樣人家看起來很有病，知道嗎？」－阿毛，於「精神病人的房間」特展心聲
微涼10月份，一場讓剝皮寮歷史街區破天荒「排爆」的展覽震驚萬華老城。僅僅為期5天的特展湧入超過4000名觀展民眾，儘管排隊讓一個展覽可能要耗上2小時才能看完，直到閉展前的夜間8時人潮依然滿滿──這是10月14日至18日「精神病人的房間」特展，策展團隊來自長期陪伴精神病人（心理社會障礙者）的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社會不理解的人們，他們已一路陪伴16年。
談起精神病人，社會大眾各種標籤總會隨之而來，「殺人免死」、「裝病」、「不定時炸彈」甚至會主張「全部關起來」，即便稍能理解者，恐怕也是投以憐憫目光嘆息「可憐」。然而真實的精神病人如何拚了命生活、如何在失控與日常間掙扎，第一線工作人員看得很清晰，活泉之家主任廖福源於20日夜間「貧窮人的台北」活動內部講座，便說：「有時候失控的不是病，是人生。」
社會譏精神病人「不定時炸彈」 他卻在一人翻桌、一人掄鐵條驚險場面意識到真正問題所在
近期最受社會囑目的精神疾病者，或許正是2019年於台鐵嘉義站犯下殺警案、被診斷有思覺失調症、因此法官依《刑法》19條「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獲判「無罪」的鄭嫌。無罪判決一出輿情嘩然，多數怒吼「殺人償命」，也有人嘲諷精神疾病是「免死金牌」、「殺人執照」、該通通預防性羈押，然而在沒有犯罪的精神疾病者看來，這些評論句句是割在心上。
「我們沒有做錯事，為什麼一個人做錯事，就覺得全部的精神病人都有錯？過去有很多一般的殺人犯，為什麼你都不講？」一位活泉之家會員於「精神病人的房間」特展寫到。這般只因「精神病人」身份就面臨的無奈、疼痛、苦楚，活泉之家主任廖福源看過太多。
講座上，廖福源受邀談精神病人與第一線工作狀況，也試著溝通許多大眾常見迷思。對於「精神病人」一語，廖福源說明，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用詞對「精神障礙者」已轉為「心理社會障礙者」，意即當事人處在當今社會環境時可能產生障礙，但障礙是有機會移除的，就像如果公共場所有了「無障礙空間」，坐輪椅的人們也可以順利通行。不過，基於當今多數社會大眾理解的詞彙仍是「精神病人」，廖福源與會員在策展時也決定以「精神病人」一語進行溝通。
許多人說精神病人是「不定時炸彈」，就廖福源分享的經驗裡，確實有時候會有極端激烈的衝突場面發生，但他也強調：「有時候失控的不是病，是人生。」
廖福源記得，曾有一名會員A在一次假日活動突然於樓梯間吼叫，他始終記得那是多巨大的聲音、至今也能還原那音量：「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他發現該A是在跟媽媽講電話，當下先跟媽媽溝通、請A稍待片刻，沒想到接下來就出事了──那時整個活泉之家正在籌備活動，沒想到A把筆電、桌上所有東西都甩在地上，碰嘩啦啦啦啦，頓時全場大亂。
那時一名會員大功對A的行為超憤怒、說要立刻報警抓他，廖福源勸說：「他現在需要陪伴，而不是懲罰。」但大功還是不爽，居然就把活動用到的大鐵條抓出來要揍A。「我雖然不瘦，但我也很弱小啊，啊啊啊不要這樣！」當時廖福源就夾在A跟大功之間內心崩潰不已，A一整個豁出去的氣勢對大功怒吼「幹你娘」，廖福源好不容易才把鐵條拿下、其他會員趕忙報警，警察也習慣了、知道工作人員能處理，來看看就走了。
確實，衝突雖然是那樣激烈、廖福源嚇到不要不要，但長期陪伴下，他還是有跟A能好好坐下來談的時間。後來廖福源知道，A是因為在庇護工廠的工作備受挫折、感到被刁難、也發生過幾次衝突，所以情緒非常不穩，因此廖福源提議：「要不要不只做『會員』，來這做志工，也做情緒的職業訓練？」
經討論，活泉之家增加月刊讓A擔綱編輯，工作裡A也慢慢學會調整情緒，甚至後來主動說要跟大功道歉，經確認大功意願，雙方終於正式握手言和。廖福源也希望A可以面對帶給人恐懼的責任，A主動提跟會所眾人提「對不起」，整個緊張氛圍也慢慢轉變，有些會員會談自己也曾摔壞傢俱的事，大功則跟A勸說：「你不能這樣對媽媽，媽媽已經很累了，不然會自殺的可能是媽媽……」
「他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精神疾病，是貧窮」思覺失調症患者背後求助無門：窮到連要去精神科都付不起、要把錢省下來
從A的狀況可見，確實有時候失控的不是病、是人生，當A深感絕望時會失控會吼叫，但如果有人一起陪伴找出適合的生活方式，他也能穩定下來整理情緒。然而，並不是每個精神病人都有機會得到適合的陪伴與資源，犯下台鐵殺警案的鄭嫌，廖福源看完媒體深度報導以後，是這樣看他的處境：「他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精神疾病，是貧窮──他很努力賺錢卻被騙錢跑路、家裡遭逢厄運，後來窮到連要去精神科都付不起、要把錢省下來。」
或許有人以為政府能提供什麼協助，但廖福源直言，鄭嫌所在的台南資源其實非常少、不要以為六都資源很高；據統計，台灣第一類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包含智能障礙與自閉症，加起來能拿到相關證明的身心障礙者只有7.5%，台南能提供的日間復健資源僅有180人能近用，至於社區關懷訪視員，迫於工作量，能訪視的次數也不多。
「如果我遇到困難，一個月你們要來看我幾次，我才會信任你、跟你合作？」廖福源對聽眾提問，有人說3次、有人說4次，但事實是，據2019年統計，訪視員進到一個家庭面訪的次數平均只有2.38次：「不到3次見面，你就要對他掏心掏肺，說出自己的苦、信任他、把『自己』交出來跟他討論嗎？很難。」
至於台灣到底編列多少資源、在衛福部有多少比例的預算是用來照顧國民的精神健康？有聽眾猜百分之二，但事實是：千分之三。台灣國民心理健康預算一年不到5億，預算只能佔WHO會員國的中位數、意即100個國家只排第51名，廖福源探問：「我們確實是醫療泱泱大國，但如果我們國家沒照顧好精神健康跟治療，當我們生病、我們有困難，這部份我們會得到幫助嗎？」
「鄭先生的事情會不會再發生？會。我覺得我不該這樣說，但會不會發生也跟我說不說沒關係，就是每年都在發生……每次我都想寫回應，但每次都很累。」廖福源嘆。
即便終於要蓋精神障礙機構了，民眾的不理解也會造成極大阻力。廖福源記得，曾有個朋友在2000年左右被抗議，有天晚上請家屬走後門離開、他走前門，沒想到一回家就被丈夫問：「妳身上怎麼都冥紙？」後來那朋友才知道，當她衝出前門突破抗議人潮的時候，被居民灑冥紙了。
「鄰避效應對政府的好處是，他們可以說『我們很努力建精障支持機構啦，但有鄰避嘛』──如果社會輿論帶動政府施政，那我們能不能讓民眾多認識精神疾病一點呢？」這是廖福源的盼望，他也確實看見許多因為不理解帶來的污名。
曾有一名會員給廖福源看一個男性毆打女友的新聞，明明沒提到什麼個人資訊，留言卻一面倒酸：「這人一定無罪！」「神經病啦！」廖福源也曾看過一個一點都不好笑卻瘋狂轉傳破萬的網路笑話，是說有個男性跟岳父母提親掛保證「妳女兒交給我沒問題」，說他有精神疾病相關證明，「有這張，我殺人犯錯就免罪，殺人就妥當了！」這些訕笑對民眾來說只是一時，會員們卻都說，看了真的非常難過。
「把藥吃進去是人的意願，意願是要有活著的理由」當社會不理解精神疾病 想靠自己「努力」工作難如登天
社會對精神病人不理解的，還有「為什麼有病不吃藥」。說起吃藥，廖福源舉了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患有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一例，雖然姐姐應思悅根本是照三餐問思璁「吃藥了沒」，但吃了藥的思璁會手抖、會記不起來很多事、反應會變遲鈍，在不斷遭劇組斥喝下，應思聰決定不吃藥、偷偷把藥沖掉，這時姐姐再問「吃藥了沒」，他終於忍不住爆炸：「不要再問我有沒有吃藥──！」
人們總以為吃藥就會好，但對精神病人來說是有機會失去日常，廖福源這樣說著兩難的情境：「治療人，不能靠藥物，要靠關係。把藥吃進去是人的意願，意願是要有活著的理由、活下去的意願，你知道有人在乎你、知道有份工作讓你生活有意義有價值、或能做個社會的小螺絲釘都好──但如果吃藥換來的是什麼都沒有、是我不想要的，情緒藥物吃下去感覺像一片霧，本來很聰明的人都會不聰明、敏感的人會不敏感，生活還是一團糟，大家只是把我當病人，我什麼都沒有，但我要把藥吃下去……」
為了可以繼續工作下去，應思聰選擇把藥沖掉、持續發作，他是如此渴望能回到以往熱愛的電影產業，但當社會不理解精神病人處境，即便一個人想靠自己「努力」工作、不靠國家資源，也實在有難度。
據「精神病人的房間」特展資料，2019年勞動部統計15歲以上人口失業率為3.73%、精神障礙者人口失業率為3.3%，看似精神病人找工作沒困難、失業率低，然而若看「勞動參與率」，15歲以上人口為59.1%、慢性精神病人口僅20.5%，整個群體有高達41.6%因為疾病暫時無法工作或未工作，可見其困難。
在職場被排斥的狀況，活泉會員遇過太多。例如S，曾在一家公司上班兩星期，卻因為跟主管坦白精障者身份，主管馬上跟同事開會、當天辭退他：「我認為你沒有能力承擔這份工作的壓力。」D則說，精神疾病會影響體力、人際關係、反應力、持續力等身心狀態，他實在無法控制，就會被主管認為工作消息、不適任，讓他很受挫：「希望主管可以多說幾次，讓我多試幾次……我記憶力不佳，但我相信我還是有達成任務的能力。」至於小貓，60歲、精神疾病，這些標籤讓她求職非常不順，最終就是做日領800元的舉牌工作，雖然存不了多少錢，至少不會耗掉存款。
於「精神病人的房間」特展，有這樣一段文字：「或許，仍然有很多人覺得精障者生病了不適合工作、或者只想拿福利而不願意去工作，但事實是他們努力在夾縫中生存，為的是證明自己，為的是不要成為社會的負擔、能成為社會裡有用的小螺絲。」在特展空間就有個名片箱、希望友善雇主可以提供工作機會，看起來只是一張名片，卻很可能是改變人一生的重要機會。
「聽懂人的受苦，是社會進步的基礎」
毀滅一個人很容易，拉住一個人卻很難，活泉之家的日常就是與精神病人面臨的各種難題對抗、一起尋求出路。廖福源說明，活泉之家創立於2004年，當時台灣很少對精神病人的社區支持模式，因此當時工作人員採1948年在美國就有的模式、跟社會局討論能否以公家資源設力「會所」，後來雖成功，至今全台灣也僅有台北市4家、新北1家，以外就完全沒有，其他縣市還是以精神復健的「醫療」模式運作。
活泉之家與傳統精神科最大差異是，傳統是把精神病人視為生理的、要用醫療去處理個人缺損，當今主流則是要跟精神病人一起移除在社會生存的障礙。在會所裡，每個會員都是主體，廖福源幾乎天天都開好幾次會議、跟會員討論就業需求、討論組織運作方向跟接下來要做什麼，讓會員不再只是「病人」，是夥伴、是社群公民、甚至是組織行動者。
在活泉之家的陪伴下，會員做過公民記者去採訪，對象包括萬華珍珠家園的性工作者、檳榔西施、街友：「我們做編輯採訪會議，我們做的是要讓大家看見，當一群瘋子常被報導成瘋子，他們卻來關心社會結構弱勢。」這次「精神病人的房間」特展，也是經過會員一起討論、處理各種疑慮風險、一起完成的。
陪伴精神病人的家屬，也是活泉關心的。在「精神病人的房間」特展，會員翔碩寫下這樣的感嘆：「有些精神病友會被家人遺棄、沒有家庭，很悲哀的感覺。」然而廖福源也深知：「我跟很多家庭合作，每個家庭都撐得很辛苦。」
家人是24小時離不開精神病人的，即便有日間機構可以幫忙分擔8小時，還是有16小時要面對，他們是主力照顧者，卻總被視為讓精神病人穩定的一種「資源」、時常不被醫療機構理解。因此，活泉也設立由家屬組成的照顧者專線，讓願意協助的照顧者可以傾聽、陪伴另一群照顧者，這支專線「0222308830」去年每月約240通來電、一年有2816通，工作人員也可以從中聽到家屬的一些照顧經驗、知識，「家屬有他們自己的小撇步，這些本來都不太被認識。」
說起一切工作有什麼終極目標，廖福源盼望的是讓精神病人有天可以成為「組織工作者」，到那時可以不必再靠專業人員協助、可以有自己的同儕互助團體，也希望用各種展覽與創作達到「文化干政」效果、消除社會偏見才更有機會推進政府的政策。更重要的，廖福源也希望有天可以有「精神病人的文化」，就像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一樣，讓人們可以自然看待精神病人的一切，不是只有污名，而是有他們「生存的文化」。
「聽懂人的受苦，是社會進步的基礎。」這是廖福源打在投影片上的斗大字樣。廖福源說，或許人們認識精神病人總是會直接連結到「思覺失調」、「憂鬱症」之類的病名，但對活泉工作者來說並不只是「病」，所有為精神病受苦的都是「人」，他強調：「在共同的世界裡，我們其實都在受苦，所以我們不想做某個區隔。談『病』是區隔，但『我們』沒有差異。」
「我覺得我可能是病人，但我也不是病人，我就是一個特別的『我』、獨一無二的我……我有一些特質，這些特質可能符合社會上一些屬性、類別，比如像精神疾病，但這些，都不能代表全部的我。」這是會員小暗寫於「精神病人的房間」的一段話，即便生了病，一個「人」的本質依然無法被忽視。
如今活泉之家以「瘋靡popularcrazy」命名臉書粉絲專頁，廖福源解釋其意義是：「我們有一天，會是風靡全世界的瘋子！」思覺失調、憂鬱、躁鬱、或是社會粗暴貼上的「瘋子」標籤總有一天會不一樣，他們終將找到說話的空間，生而為「人」。
了解如何為努力生存的人們撕除污名、傾聽更多人生，請參考活泉之家近期將參與的特展「2020貧窮人的台北－缺席者的發聲練習」、活泉粉絲專頁「瘋靡popularcrazy」（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