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春鴻觀點:殘疾人有尊嚴,你我才有尊嚴

2020-10-24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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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台灣社會面臨高齡化、少子化等問題,需要有一個開放的移民、移工政策來應對。(資料照,盧逸峰攝)

作者認為台灣社會面臨高齡化、少子化等問題,需要有一個開放的移民、移工政策來應對。(資料照,盧逸峰攝)

印尼要求雇主負擔移工安置費,引發雇主不滿。台灣國際勞工暨雇主和諧促進協會21日到「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表達抗議。對此,勞動部說,已持續透過外交管道表達我方立場,盼相關規定適用能兼顧我國雇主權益跟移工工作機會。雇主協會則說:「勞動部不顧僱主一直以來的陳情;政府也遲遲不願意修改外勞制度;而印尼不顧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國的抗議及他們想出國工作的人民,仍舊一意孤行。印尼政府還有顧到他們勞工的權利,而我們台灣呢?顧到人民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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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印尼7月底釋出訊息指稱,明年1月起將要求移工輸入國雇主負擔移工來台費用,包含往來機票、護照、簽證費用及仲介服務費等,大約7-10萬元。這些費用過去都是由移工向兩國的仲介公司借貸,也就是費用由移工負擔,大約7000元美金。這筆錢由仲介公司先墊,俟移工在台上工之後,再逐月從雇主給的薪資扣除攤還。如果新制改為由雇主一筆支付,不但造成雇主的負擔,仲介公司也拿不到他們說的包括移工職前訓練、在職期間雇傭之間糾紛協調等服務費;此外,近年來,台灣移工逃逸的現象越來越嚴重,雇主最擔心的是一筆付出7-10萬元,如果移工跑掉了,政府查緝「黑工」不力,這筆錢要向誰討索?

表面功夫、冰山崩壞的長照政策敲下警鐘

根據勞動部的調查,截至今年八月,全台灣產業與社福移工人數合計有699,154 人;其中社福移工,主要是看護外勞;截至今年5月底,全台外籍看護約25萬人,主要來自印尼。因為各種制度的缺失,以及台灣對外勞管理監督的不力,目前從工作地點逃逸的外勞有5萬人之譜,他們成為「黑工」在台灣四處藏匿打工,形成極嚴重的社會問題。家中外勞逃逸的雇主,殘疾家人頓時失去照顧人力,全家不知所措,這個「長照缺口」已經成為台灣民間重大的災難。

我的友人聘用的看護移工逃逸,因為糾紛到法院提告,豈知遇到的法警和檢察官都跟他說:「我們家的也逃了!」可見看護移工不告而別,在台灣已司空見慣。台灣有很多的人權團體為移工的權益請命,但是雇主方的權益不但政府的政策不健全,民意代表插手外勞引進的仲介業務,每年牟得數億的利益,社會上只見為移工權益維權,不見為雇主以及殘疾家人請命。這次,「台灣國際勞工暨雇主和諧促進協會」對應印尼要求移工輸入國雇主負擔移工來台費用而挺身抗議,雖然人數不多,但卻為台灣長照政策多年來只做表面功夫,冰山崩壞的長照敲下警鐘。

只有三分鐘的憐憫,瞬間就「眼不見為淨」

殘疾人指得不是別人,他是你現在的親友;也是未來得你我。殘疾人就像少數族裔的一員一樣,要受到特殊對待。但是人們可以體驗到這種待遇而不會感到被迫將殘障或少數群體低一等的地位,視為特殊個人身份的一部分,因為,這在實際意義上是一種對現在仍然康健的自己以及家人的重視。通常,將殘障身份歸屬於某人,就像將種族身份歸屬於某人一樣,部分地是作為各種歧視,貶低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對象,並成為政策施捨的表面作為,比如為希缺的殘障福利提供藉口。對於那些可以立即觀察到損傷的人,以及那些身體損傷被隱藏但由於外表暫時改變而容易受到暴露和嘲笑的人,例如對於在公共場所癲癇發作的病人;臥病在床、失智老人,必須被24小時監看照顧的殘疾人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沒有實質長期的照顧與補貼。

一般而言,由於殘疾這種社會身份常常被視為特定個人身份的一部分,因此社會給予的表面對待往往會損害具有這種身份的人的自尊,並且在這種意義上構成誤識別的一個特殊的實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殘疾人口被不公正地刻板印象的對待,對大多數康健的人來說,甚至包括自己的子女,往往只有三分鐘的憐憫,瞬間就可以「眼不見為淨」,好像不是自己的事兒一樣。

臨床的老人突然哭了起來……

即使起初大家都並非想對這個社會「最小弟兄」的群體刻意忽視,但是對於如何幫助他們,只會推給政府沒有足夠的福利,推給人生必然的災難,為人子女的若能不互相推諉地大家湊個數兒,把老人送到「安養中心」還算有個譜兒;那些一年不回家探望殘疾親人,一年說不上一句安慰話的人,大有人在。

在台灣,近60萬的老年人口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只有為數不多的老人住得起每個月37,000~55,000元的「安養中心」,即使住了進去,身心上的安頓也不如想像。有一次,我到一家「安養中心」去探望長者,在病榻旁為他禱告時,臨床的老人突然哭了起來。他邊哭邊說,已經一年沒有親人來探望他了。後來看老人們被推到大廳,面對著閃閃發亮的電視機,每人胸前繫上一張比方便雨衣還薄的大型塑膠布,拿著塑膠湯匙做餵飼自己的動作,殘羹剩飯噴得滿身滿地。如果你也在場,一定會感到人間地獄大約如此。殘疾人有尊嚴,你我才有尊嚴。有一天,你也老了,你會希望被人送到此地孤單地扒著飯嗎?

子女的關愛幾乎是老年殘疾人精神支持的全部

殘疾人普遍被社會定義成與疾病連結的一種狀態,事實上,殘疾人對人際關係的渴求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它對幸福和健康也具有重要意義。眾多行為科學和醫學學科的大量實證研究指出,密切的人際關係對健康和福祉的重要性。例如,實證研究指出,在許多幸福指數上,已婚男人和女人通常比未婚男人更幸福,壓力也較小;對應到殘疾人身上,喪偶或失婚的孤獨殘疾人,他們對人際關係顯然更加期待。對大多數人而言,包括愛情和友情在內的人際關係是他們想要的生活的基本要素,這些要素在壓力時期成為提供心理支持,成為有價值的要素。對老年的殘疾人,子女的關愛幾乎是他們精神支持的全部,「久病無孝子」雖非鐵律,但也是人情的常態。一旦失去了子女的關愛,甚至連基本的探望都付之闕如,一種被遺棄的感覺,比起殘疾本身更令人致命。許多人認為殘疾是友誼、浪漫愛情和豐富家庭生活的障礙。殘疾學者和激進主義者拒絕這種普遍的看法,認為獲得這種關係的障礙主要歸因於社會和自然環境的否定與漠視。

殘疾人士比起許多康健的人更加「尊貴」

的確,殘疾人受到親友的關愛及照顧,老夫老妻不離不棄,子女輪班噓寒問暖、隨侍湯藥,並不少見。一個臥病及殘疾之人,還有甚麼和「社會價值」?還有多少「餘命價值」呢?看來似乎所剩有限,其實不然。我們至少有兩種方式可以對這樣在身體上遇難的人進行「評價」,並且答案可能出乎我們的預料,他們的「社會身份」比起許多康健的人更加「尊貴」呢!

首先,從殘疾人士的固定「消費額度」,就比大多數的台灣年輕人的「收入額度」要高出許多。台灣有300萬人月薪不到3萬元,而殘疾人進住安養院每月的消費要高達3萬至5萬元。依據衛福部統計處的資料,在2018 年6 月底時,臺灣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占床數是48,946 床;2018 年全台外籍看護約25萬人;2019年國內整體長照需求人口至少已達80萬人,以後者減去前兩者,可以計算出既不住安養院,又沒請外勞看護的長照需求人口約在50萬人,他們雖然沒有進行「實質消費」,但是卻拖住了擔任看護的親人可以在社會上創造的勞動價值。可見殘疾人對社會消費的貢獻,以及抵銷了社會勞動生產的價值,都遠高於受薪人口的平均所得。如果再加上政府在長照上的支出,2020年預算近400億元,殘疾人的家眷加上政府長照的投資,說他們的「社會身份」比起許多康健的人更加「尊貴」並非言過其實。從殘疾人士的「消費額度」來看,我們的社會憑甚麼歧視殘疾人士呢?

殘疾人的身上,背掛著多少親友的擔憂及牽掛

「尊貴」並非只從金錢數字上可以見得;一個殘疾人的身上,背掛著多少親友的擔憂、牽掛及愛心。殘疾人的親友業餘必須加諸在殘疾人身上的體力勞動,心力的負荷,將數倍於前述可資計算量化的數字。這才是殘疾人真正「尊貴」之所在。例如,我們常說,「一個人得癌症,等於全家都得癌症」,意即家人為罹癌親人在醫療之外,精神上、物質上付出的金錢與心力經常是無法估計的。因為殘疾人在親友的生命經驗中,佔據了巨大並且不可替代的地位。因為殘疾,使親友越發感受的他們在一些人的自我觀念中有多重要。

討論幸福,健康和人際關係與殘疾之間的聯繫。首先要認知殘疾人不一定不健康,健康的人也可能在人生的課目上有部分的「殘疾」。健康和人際關係的合理表述,並不意味著殘疾不利於幸福。而且,從最合理的幸福角度講,殘疾並不一定構成過好生活的強大障礙。在適當的多元化,靈活和框架廣泛的目標清單以及主觀清單上都是如此。盲人或聾人不能鍛煉所有五種感官。但是有一個合理的論據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可以擁有豐富的審美經驗,愉悅和歡樂。

殘疾與疾病完全掛鉤,提供民意代表插手移工仲介的機會

過去的幾十年中,台灣引進移工都在台灣「保護本國勞工」的前提下「有條件地」進行。在引進看護移工上,必須雇主在身體功能上低於某一個水平,才能獲准申請,而評估雇主身體功能的工具就是「巴氏量表」。申請人必須通過「巴氏量表」的測驗。這個測驗包括確定申請人自己不會用筷子取食眼前食物不會自行取用穿脫,需要協助。由床上平躺到坐起﹐不會由床移位至輪椅,無法可自行坐起,且由床移位至椅子或輪椅,需要協助,包括輪椅煞車及移開腳踏板,且有安全上的顧慮。個人衛生方面,申請人不會自行刷牙、洗臉、洗手及梳頭髮和刮鬍子。申請人會失禁等。或申請人患有特定身心障礙,包括平衡機能障礙、智能障礙、植物人、失智症、自閉症等。這種將殘疾與疾病完全掛鉤的評量,表面上作為控管看護移工引進的數量,以保障本地勞工的工作權,其實同時也給了民意代表及利益團體插手移工仲介從中牟利的機會。

新加坡聘用外傭工廠聘用外勞條件非常簡單

新加坡聘用外傭的條件非常簡單,只要家中有一個12歲以下兒童,就可以聘用一名外傭,或家中有一名65歲以上的老人,不管生病與否,也不須通過巴氏量表,就可以聘用一名外傭。工廠聘用外勞也非常自由,更沒有限定為3K產業之規定〈即為辛苦、污穢、危險之工作〉。台灣外勞人數佔台灣公民人數不到2%,新加坡外勞人數佔新加坡公民人數高達45.6%,是台灣的23倍,新加坡的失業率卻只有2%,因此戳破外勞會搶走本勞工作機會的謊言!什麼人反對外勞薪資與本勞的基本工資脫鉤。既得利益者,有權利決定誰能雇用外勞的機關及政治人物,從事外勞仲介業務者。每一個外勞每年提供十萬元利益,44萬外勞就產生440億元新台幣的利益,誓死悍衛理所當然。

年輕人無路可走,台灣何時才能出頭天?

台灣需要一個開放的移民、移工政策。中國大陸的台商,以及世界各國的產業在台灣生根,必須要有足夠的人力才能達成;台灣年輕人的低薪,政黨輪替數十年都拿不出辦法改善,根本的原因就是本土產業外移,國際產業進不了台灣,根本中的關鍵問題仍然是台灣不能保證產業有足夠的人力。台灣的生育率最低已經拿下全球冠軍,在過幾年,台灣將成為全球高齡化國家的另一個冠軍,長照需求人口7年後將破百萬。本土產業跑出去,國際產業進不來,人口老化拖住了本土的生產力。年輕人無路可走,台灣何時才能出頭天?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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