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至極端的，大概就是中國的發展模式，到處興建豪華硬體設施、人工文化建築，但路人四處隨地便溺（或可視為身處極權控制下焦慮、不安而產生微弱的心理反抗）。而既然沒有真正的平等觀念，社會上就可能常態性的出現吹捧獨裁的政治明星以及尋求歸順的大量信徒，加上中國的各種威脅、利誘、收編，恐非台灣社會所能承擔之風險。而從總體經濟來看，過去20年來的土地炒作房市泡沫趨勢，已經導致年輕世代的貧困化，產生更多焦慮感、不安感，延續權威性格的惡性循環，這類似於佛洛姆所認為的法西斯與希特勒得以崛起的環境，也或能解釋為何一些國家的企業家、有錢人、狂人被民眾當成救星或國師般的存在。
再從文化的層次探討，以南鐵案為例，即使自救會已經提出證據打臉政府，顯示南鐵東移完全沒有必要性，原軌地下化即可，但政府卻為了土地開發利益執意東移。沿線徵收土地破壞古蹟、古宅，卻又準備大興土木，剷除大片農地興建所謂文化觀光園區。殊不知真實的藝術乃是要培養人的原創性、獨立性、自發性、思考力、人格完整，而非顛倒黑白，無端侵犯幾百戶原地主私人財產與人格尊嚴，再去招徠一群權威順服者到處逛破壞大自然而蓋成的人工園區。這也就是史明所說的「我們要先學會當人，才能當台灣人」。南鐵案並非個案，全台灣到處都在上演剷除在地歷史紋理改用人工文化工業的粗暴開發方式，如台北社子島、桃園航空城。
對於如何讓社會擺脫權威性格，追求健全人格、獨立性、自發性、享受工作創造力、尊嚴的觀點，灣寶自救會的洪箱女士與佛洛姆的看法甚為契合，而其實這也是全台許多土地徵收自救會的觀點，茲引述如下：
台灣教育上貶低農業，重視金錢利益，都是被洗腦。我認為台灣的政治人物不敢對這種現象展開行動或改變…我看現在也發展的差不多了。土地上的農業才是人生活的根本，我們每天這樣勞動與生活，吃飯睡覺不好嗎？我們一定要過得像在鴿子籠裡面一樣的生活嗎。
現在疫情無薪假，工廠沒有開工，但農業還是會繼續耕耘。現在疫情都造成糧食危機了，台灣還要繼續不重視農業嗎?
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去這個工廠或高科技公司上班，在地人那裡享受的到這個工作機會？這都是欺騙老百姓。你用利益計算和利潤產出，上班下班的模式去強行改變人家的生活，人家原本活得好好的，不想被你改善，你為什麼要去「教育」他們？應該是要讓他們選擇，不是去指導別人該怎麼生活。更何況有些人已經年老，務農一輩子，突然叫人家去工廠上班他們能承受嗎？
一個人就會有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被徵收就是破壞這個人原本的生活而必須重新開始，一個人不應該被指導怎麼過生活，而是有權利自己去決定自己所過的生活，你無權干涉。但是如果被徵收就是強迫你去別的地方重新開始。
綜上，在心理的層面，台灣社會或許是因為歷史上長期的殖民統治、戒嚴統治，加上國際地位的不安定性，導致社會上習於權威性格的權勢者與順服者，期待救世主般的政黨與政客，把政府的宣傳跟規劃當成聖旨，而缺乏像土地徵收抗爭戶的獨立人格與批判力。似乎不能樂觀認為，如果有朝一日台灣獲得正式主權國家地位，權威性格的政治模式就會自動消失。至於解決的出路，其實與佛洛姆同屬法蘭克福學派的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一個方向：以「溝通理性」打造成熟的審議式公民社會，也就是小英總統所宣示的「溝通、溝通、再溝通」。回歸土地使用來說，真正的「溝通理性」，是像民主國家一樣，把實質聽證納入計畫形成的法定程序，以及在憲法層次嚴謹規範土地徵收，讓官員與社會大眾對土地使用計畫進行實質的對談、論辯，來形塑國土空間規劃與土地使用方式，應較符合「溝通理性」的本意，也較可能實現史明所說的 「我們要先學會當人，才能當台灣人」。
＊作者為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