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聞南鐵東移案中，已經答應搬遷的陳家，協商保留迴旋骨董樓梯移至旁邊作為公共藝術。但是，在與政府協商途中，卻遭到鐵道局突襲式徹底拆除，連提案作為公共藝術的樓梯，都被刻意破壞。本文嘗試用佛洛姆（Erich Fromm）對於威權心理的論述加以解釋，本文並想指出，此等威權心理遺緒值得台灣人共同警惕，方能建立強健的公民社會，以因應當前紛亂的國際局勢與極端氣候治理。
按佛洛姆的說法，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各種壓力，舉凡經濟壓力、職場壓力、孤獨感、無力感、未來的不確定性、體認到個人的卑微地位等等，都造成個人心理上的缺乏安定感與歸屬感，使社會上容易產生「抑制型權威」與「匿名型權威」。前者就如同獨裁黨國政府，以暴力、造神政治人物、高壓控制各種社會團體等等手段抑制民眾，而順服者也由服從權威，獲得心理上的歸屬感與安定感。以此，或可以解釋，為何過去台灣戒嚴時代與當今的獨裁中國，那些沒有分配到多少實質利益，甚至利益被侵犯的市井小民，也欣然歸順獨裁政府。龍應台的「反戰言論」與其信徒，其深層心理因素或許在此（經歷過大江大海的不安定與缺乏歸屬感）。
至於「匿名型權威」，時常與「抑制型權威」相輔相成，也就是包裝成輿論、科學、傳統、宗教等面貌，來讓民眾順服。例如獨裁黨國的擁護者，時常用「維護中華傳統文化」這頂抽象的大帽子來說服自己，或是加入由黨國控制的「愛國教會」獲得心靈安定。而過去蔣經國十大建設與南鐵東移案中，政府都宣傳「大建設、大開發、大工業」至高無上，必定帶來經濟利益、國家繁榮的抽象大帽子，讓支持者膝反射式的認為政府浮濫徵收私人土地合情合理。即使監察院早已糾正各縣市都市計畫浮濫不實，白白浪費國家資源，從南鐵案相關的輿論看來，甚多民眾也是不假思索地相信政府的說詞。
而多數人所不知道的是，當前台灣各縣市的都市計畫與土地徵收法定程序，基本上仍然維持在戒嚴時代的「抑制型權威」規定。也就是法定權力高度集中在縣市長與內政部手上，民眾、專家的意見僅是敷衍用，與西方民主國家的土地使用程序需要舉辦聽證以及市議會核定，差距甚遠。以自由市場經濟的典範，美國紐約市為例，即使紐約市在美國已經算是惡名昭彰的浮濫徵收城市，其土地使用與徵收至少都有嚴謹的法定聽證程序以及市議會的審核過程，尤其侵犯私人財產的土地徵收，美國是在憲法層次加以規範。而台灣大面積的「區段徵收」制度，在歐美民主國家更是早已廢除超過100年（參見徐世榮導讀：廢除區段徵收制度https://www.storm.mg/lifestyle/3014216?page=1）。
當然，民主國家的土地使用制度，我國睿智的官員與專家菁英們都是相當的熟稔，但為何台灣在積極加入民主人權陣營抵抗獨裁中國之際，卻遲遲無法引入民主國家等級的土地使用法定程序? 本文先不談實質利益糾葛問題，僅由佛洛姆所說的「權威性格」來探討。
權威性格裡面又可分為順服者與權勢者。順服者，就是典型的欺善怕惡，欺弱怕強。在土地徵收案件中，被迫遷戶是弱勢。但順服者正因為知道被迫遷者是弱勢，反而津津有味地跟著抹黑被迫遷戶是愛錢釘子戶，藉由站在有權勢的一方霸凌弱者，來滿足內心快感。例如日前南鐵陳家強拆，政府決策者即使明知陳家已經妥協，只想保留樓梯另外作為公共藝術，政府卻仍然採用突襲式強拆全部，故意直到最後一分鐘，連給陳家搬出物品的時間都出爾反爾，享受霸凌弱者的滋味（現場強拆人員嘲諷、居高臨下的態度）。另有一種隱性的順服者，表面上可能一路走來奮勇挑戰各種權威，甚至成為政治犯，但內心其實一直渴望威權秩序以求得心安，以至於這種人掌權後給外界髮夾彎、大頭症的印象，例如翁山蘇姬。
而權威性格的第一個弊害，就是永遠歸順某種「命運」規則：自以為是的自然法則（如納粹的種族優越原則、或自認為是高智商天命之人）、科學法則（認為採用某個權威機構發布的標準跟資訊最科學無庸置疑）、某種政治信念（如大中國主義）、宗教信條、經濟法則（同樣是違章建築，有產值的違章工廠不急著拆除），或是單純順從權力最強大者。
權威性格者即使積極行動、勇於任事，也是在不准違反既定「命運」之下的行動，例如照顧兒童、街友、病人等等，但前提是這些被照顧的人必須順從權勢者所認定的「命運」，接受有權力者的控制。例如某些大中國主義者平常溫良恭儉讓，但一遇到中國就下跪，不惜擁戴新疆集中營，甚至合理化集中營是在幫忙「照顧」維吾爾人。類似於過去台灣政府把核廢料放在蘭嶼土地，擁核人士以「科學」自居，自始即把蘭嶼達悟族視為無物，排除在地民意，反而沾沾自喜幫忙宣稱政府給蘭嶼帶來現代建設、「照顧」達悟族。
由南鐵案與其他土地迫遷案例來看，也是如此，政府時常宣稱要給被徵收戶豐富的補償，卻避而不談被徵收戶只是想要維持原本生活模式，也故意不談，自始至終整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的法定程序都是排除民眾的實質參與，也排除市議會實質審查，卻以居高臨下的施恩態度對待被徵收戶。
權威性格的第二個弊害，就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創新與平等觀念，例如土地徵收常常以「發展科技」、「創新」之名包裝。但如果整個計畫的法定程序仍維持西方國家19世紀的人權標準，又何來「創新」可言？而如果科技園區的發展，反而導致社會再生產更多順服者與權勢者，又何來「發展」可言？
推至極端的，大概就是中國的發展模式，到處興建豪華硬體設施、人工文化建築，但路人四處隨地便溺（或可視為身處極權控制下焦慮、不安而產生微弱的心理反抗）。而既然沒有真正的平等觀念，社會上就可能常態性的出現吹捧獨裁的政治明星以及尋求歸順的大量信徒，加上中國的各種威脅、利誘、收編，恐非台灣社會所能承擔之風險。而從總體經濟來看，過去20年來的土地炒作房市泡沫趨勢，已經導致年輕世代的貧困化，產生更多焦慮感、不安感，延續權威性格的惡性循環，這類似於佛洛姆所認為的法西斯與希特勒得以崛起的環境，也或能解釋為何一些國家的企業家、有錢人、狂人被民眾當成救星或國師般的存在。
再從文化的層次探討，以南鐵案為例，即使自救會已經提出證據打臉政府，顯示南鐵東移完全沒有必要性，原軌地下化即可，但政府卻為了土地開發利益執意東移。沿線徵收土地破壞古蹟、古宅，卻又準備大興土木，剷除大片農地興建所謂文化觀光園區。殊不知真實的藝術乃是要培養人的原創性、獨立性、自發性、思考力、人格完整，而非顛倒黑白，無端侵犯幾百戶原地主私人財產與人格尊嚴，再去招徠一群權威順服者到處逛破壞大自然而蓋成的人工園區。這也就是史明所說的「我們要先學會當人，才能當台灣人」。南鐵案並非個案，全台灣到處都在上演剷除在地歷史紋理改用人工文化工業的粗暴開發方式，如台北社子島、桃園航空城。
對於如何讓社會擺脫權威性格，追求健全人格、獨立性、自發性、享受工作創造力、尊嚴的觀點，灣寶自救會的洪箱女士與佛洛姆的看法甚為契合，而其實這也是全台許多土地徵收自救會的觀點，茲引述如下：
台灣教育上貶低農業，重視金錢利益，都是被洗腦。我認為台灣的政治人物不敢對這種現象展開行動或改變…我看現在也發展的差不多了。土地上的農業才是人生活的根本，我們每天這樣勞動與生活，吃飯睡覺不好嗎？我們一定要過得像在鴿子籠裡面一樣的生活嗎。
現在疫情無薪假，工廠沒有開工，但農業還是會繼續耕耘。現在疫情都造成糧食危機了，台灣還要繼續不重視農業嗎?
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去這個工廠或高科技公司上班，在地人那裡享受的到這個工作機會？這都是欺騙老百姓。你用利益計算和利潤產出，上班下班的模式去強行改變人家的生活，人家原本活得好好的，不想被你改善，你為什麼要去「教育」他們？應該是要讓他們選擇，不是去指導別人該怎麼生活。更何況有些人已經年老，務農一輩子，突然叫人家去工廠上班他們能承受嗎？
一個人就會有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被徵收就是破壞這個人原本的生活而必須重新開始，一個人不應該被指導怎麼過生活，而是有權利自己去決定自己所過的生活，你無權干涉。但是如果被徵收就是強迫你去別的地方重新開始。
綜上，在心理的層面，台灣社會或許是因為歷史上長期的殖民統治、戒嚴統治，加上國際地位的不安定性，導致社會上習於權威性格的權勢者與順服者，期待救世主般的政黨與政客，把政府的宣傳跟規劃當成聖旨，而缺乏像土地徵收抗爭戶的獨立人格與批判力。似乎不能樂觀認為，如果有朝一日台灣獲得正式主權國家地位，權威性格的政治模式就會自動消失。至於解決的出路，其實與佛洛姆同屬法蘭克福學派的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一個方向：以「溝通理性」打造成熟的審議式公民社會，也就是小英總統所宣示的「溝通、溝通、再溝通」。回歸土地使用來說，真正的「溝通理性」，是像民主國家一樣，把實質聽證納入計畫形成的法定程序，以及在憲法層次嚴謹規範土地徵收，讓官員與社會大眾對土地使用計畫進行實質的對談、論辯，來形塑國土空間規劃與土地使用方式，應較符合「溝通理性」的本意，也較可能實現史明所說的 「我們要先學會當人，才能當台灣人」。
＊作者為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