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再看事件「首要份子」張晴川的證詞。早在事件初期，3月6日，陳儀呈蔣介石報告，提到「現大台灣主義領導人蔣渭川、王添灯、張晴川等，策動工人與學生不斷作煽惑性宣傳」。[14]張晴川是台北市參議員、「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名列陳儀逮捕名單的前列。
張晴川如何因為白崇禧搭救，而能逃脫陳儀所屬軍警所佈下的羅網，現在已經難以追考。但在1966年12月，白崇禧在台北溘然長逝後，從政界隱遁許久的張晴川，在白上將舉行公祭時，竟撰寫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輓詩：[15]
悼白上將健生先生
胡塵遍地正橫行，遺恨未曾復兩京。
八桂名揚嚴紀律，七鯤星隕失干城。
位膺上將猶勤學，功蓋中原善治兵。
二月年年逢廿八，三臺父老感先生。
一九四九年後，來台的白崇禧已毫無權柄，更成為當局監控的對象（請參閱《悲歡離合》第三冊：台灣歲月），事隔近二十年，張晴川著實沒有對白崇禧敷衍奉承之必要。要是白氏在二二八事件時真如汪文所稱，將究責對象擴大成了全體台灣人，張晴川還會感念白健生上將嗎？
白崇禧和蔣介石一樣，都強調「共黨煽動」是二二八事件的主因，但是相較於蔣氏以領導人高度，確實相信「奸黨煽惑」是事件起因，白這麼說，是將責任大部推給共黨份子，從而縮小了受影響株連的範圍。綜上所述，汪文認為白崇禧來台宣慰之後，改變了蔣對二二八事件性質的認知，波及幾乎所有臺灣人，筆者實在不能苟同。考察歷史人物的作為應該全面的檢視其言行，而不可過於拘泥於若干表面文字。
＊作者為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班。
[1] 蘇聖雄，《奸黨煽惑：蔣中正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及處置》（新北市：花木蘭出版社，2013年），頁46。
[2] 旅京滬台灣七團體，〈處理臺省228不幸事件芻議〉，《臺灣二二八事件（2）》，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2000000A/0036/2212002.58/1/0001/005/0002。
[3] 「白崇禧呈蔣主席三月廿六日電」，收於：白先勇、廖彥博，《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台北：時報出版，2014），頁313。
[4] 「白崇禧呈蔣主席三月篠電（二）」，收於：《止痛療傷》，頁284。
[5] 「白崇禧呈蔣主席三月養電」，收於：《止痛療傷》，頁304。
[6] 「白崇禧呈蔣主席三月養電」，收於：《止痛療傷》，頁300-301。電報韻目中，「養」為二十二日，蔣於二十四日閱讀。
[7] 白先勇、廖彥博，《止痛療傷》，頁95。
[8]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第19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灣史研究所，2011），頁195。
[9] 〈白崇禧部長寅儉法一代電〉（1947年3月28日），中研院近史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第1冊（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2），頁308-309。
[10] 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陳存恭（訪問、記錄），《白崇禧先生訪問記錄》，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頁595。
[11] 丘念台，《嶺海微飆》（台北：中華日報社，1981），頁359-360。
[12] 「希望台胞青年／努力學業恪守校規」，《台灣新生報》，1947年3月28日，版4，二欄題。
[13] 白先勇、廖彥博，《止痛療傷》，頁150。
[14] 「陳儀呈蔣中正報告」（1947年3月6日），國史館「二二八事件檔案資料庫」，件典藏號：A202000000A/0036/2020.40/4450.01/038-1/010。
[15] 白先道（編），《陸軍一級上將白公崇禧榮哀錄》（台北：白公崇禧治喪委員會，1966年），頁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