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精神鑑定，李茂生較介意的是，《刑法》19條（犯罪前跟事發當下有無辨識控制能力）、57條（量刑判斷）的狀況會找醫師、找社福人員去調查沒錯，但如今也會有法院要求對19條的鑑定者去做「預後」（未來經治療過的可能結果）鑑定、跟57條該做的鑑定合併用，要專家推估被告的未來：「這講難聽一點，是法律人無法負責任，就找個專家出來。」
「精神鑑定僅是判決要素之一！」吳建昌「被甩鍋」有感
「我們有些同儕也會說，又被『甩鍋』了！如果可以不用把他判死刑，就引述幾句話、說精神鑑定結果是這樣──這是一種甩鍋，也是我們要承擔的重要責任。」親自主導鑑定過諸多重大刑案的吳建昌，對此很有感。
在吳建昌看來，一個裁判必須考量的要素許多，精神鑑定醫師只是其中一個，在整個團隊裡的基本人員如心理師、社工師、警察人員可以進行的調查很龐大，吳建昌也碰過一個很認真的法官、囑託鑑定問題寫了一整頁，但這時就會出現資源問題──無論做得多詳細，精神鑑定都是依案件，不是依問題多寡、詳細程度。
如果精神科醫師做了「預後」診斷，吳建昌說，這確實也代表被告未來會有某種變化趨勢，但要如何切時段是要從法律去判斷，不是精神科──精神鑑定團隊通常時間有限、資源有限，只能問什麼答什麼。
李茂生則言，通常要考量「教化可能性」不能把責任加高、只能減輕，這在法律是常識，在醫學未必是如此，也可能有醫生認為被告可能會惡化、要關久一點進行治療。另一個鑑定的限制是，有些測驗工具台灣是沒版權的、國家沒有購買版權，可能有些是特教老師不能用、心理諮商不能用，只能找替代性的工具──如果無法精確測量，法官一句「死刑」、「沒有社會賦歸可能」，可能從此就「天上人間」了。
吳建昌最後強調，「教化可能性」不會只在個人身上，要考慮到環境、安全與否，也要考慮到家庭，一個人怎麼長大、怎麼變成今天這樣是很多因素同時作用的，若要去「教化」也要去思考有哪些重點，精神疾病、個性、酒精藥物使用都可能是因素，能有多少專業人士支持、治療多久、能改善到什麼程度、治療資源不足誰來承擔惡果，甚至包括被鑑定人將來會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如果關30年出來會變怎樣，「各位，能想像30年後的世界變什麼樣子嗎？」
此外，目前也沒有任何一個法院能提出「教化可能性」的操作型定義，這造成鑑定時每個精神科醫師都對「教化可能性」有不同想像，這些都是實務上的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