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虛構的小說反而是敘述歷史最正確的方式。──楊小娜
作為「亞洲民主燈塔」的台灣的前世今生
我最早知道「綠島」這個名字，是從柏楊的回憶錄中知道那裡是關押政治犯的地方，後來聽到「綠島小夜曲」卻又讓我對綠島的美景浮想聯翩。多年之後，我如願以償登上綠島，在幾位當年的受刑人陪同下參觀綠島人權園區。我在中國的時候曾遭受中共政權非法拘禁和酷刑折磨，離與綠島囚徒類似的命運僅一步之遙，所以讀到綠島人權紀念碑上柏楊的文字「在那個時代，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時，不禁潸然淚下。
台美人楊小娜的《綠島》一書，是第一本以英文寫成的以二二八屠殺為主題的長篇小說。楊小娜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表示，「綠島」有多重含義：首先，綠島是國民黨囚禁政治犯的所在，這座蒼翠美麗的島嶼曾在過往成為一座牢籠，作為「監獄島」的綠島象徵著「白色恐怖」的時代。其次，「綠島」也可以用來指代台灣，它是一個美麗的島嶼（歐洲人最初看到台灣時發出「福爾摩沙」的感歎，意思是「美麗之島」），但在戒嚴時期，這個島本身也成了一座監獄。所以，要理解台灣，首先需要理解綠島。
《綠島》一書在美國出版時，備受矚目：亞馬遜選書、企鵝藍燈書屋首次以「世界書」（OneWorldOneBook）的形式，向全世界行銷，將這個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的艱困、痛苦與血腥，細緻又深刻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本書由四段故事組成：第一段是「1947台北」，父親蔡醫師在二二八時失蹤，決定遺忘一切的母親舉家遷到台中娘家，在困窘與歧視中，獨自拉扯大四個孩子。
第二段是「1958台中」，十一年後的某一天，父親突然返家。作為家中幺女、生於二二八的女主人公，以女兒的身分感受到父親的消失和回歸都是一場「家變」——父親不是英雄，而是一個平凡人，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曾寫過告密信，這一恥辱讓父親對綠島的牢獄生涯隻字不提。而每個家庭成員對這個歸來的陌生人都有不同的情感與立場。
第三段是「1979柏克萊」，女主人公為了擺脫「匪諜之家」的陰影，以及家庭成員間支離破碎的關係，遠嫁給一名並無愛情的留美博士，到美國成了教授夫人。然而，雖然在大洋彼岸，她在艱難適應新環境的同時，卻赫然發現丈夫積極參與海外台灣獨立運動。她以妻子和母親的身分，無可逃避地面對威權政府深入到美國的黑手。
第四段是「1982－2003的台北」，在此期間，女主人公穿梭在台美兩地，解嚴之前回台灣時曾與丈夫一起被捕，靠著美國公民的身份才被釋放並驅逐出境，卻因為過度驚嚇而失去腹中的胎兒；解嚴之後，在民主化的台灣卻又遭遇突如其來的薩斯危機，在醫院照料高齡病重的母親時，作為唯一一名被隔離的美國人成為新聞人物——如果說綠島隱喻著台灣，那麼薩斯則隱喻著中國，只要中國的武力威脅存在，台灣就無法享有百分之百的自由與安全。薩斯之後，還有2020年的武漢肺炎病毒，這一次全世界都成為中國的受害者。
《綠島》以二二八開篇，以薩斯危機結束，堪稱一部波瀾壯闊的台灣當代史。楊小娜說，在美國，很長一段時間裡，有關台灣的敘事就是「我們的朋友蔣介石起到了一道反共防線的作用」。台灣歷史中許多的紛紛擾擾都被略去了——實際上，蔣介石從來不是美國的朋友，他只是自己的朋友。《綠島》對於美國作者來說是一本啟蒙之書，對中國讀者來說更是如此——中國的民主派知識分子盛讚蔣經國是台灣民主之父，卻根本不知道二二八、白色恐怖、殷海光、彭明敏、林義雄和鄭南榕的故事。台灣作為亞洲民主的燈塔，不是蔣家和國民黨的恩賜，而是台灣人用鮮血與生命澆築而成。
從綠島歸來的父親，已經「壞掉了」
「我的母親麗敏的陣痛，從在天馬茶房前的寡婦被襲擊開始。」敘述者「我」，是蔡醫師的么女，在局勢大亂之際誕生，沒有等到產婆接生，由父親剪斷臍帶，親自將她捧進這個世界。然而，父親因鼓吹民主，被國民黨情治人員破門而入帶走，生死不明。
父親在孩子們成長的過程中缺席了。直至十一年後，父親終於歸來，卻不是李敖炫耀的那種如同鮮花綻放般的榮耀的歸來。那個場景讓人心酸落淚——「阿敏。」男人說，這個名字從他嘴裡吐出來，聽起來像是破掉的盤子，尖銳的碎片仿佛狠狠割傷他的喉嚨。而母親皺眉厲聲問道：「你是誰？」男人求情似的重複著母親的名字。「走，」母親說，「你走。」男人又說：「是我。」「那你證明啊，她叫什麼名字？」母親指著幺女問道。然而，父親被抓走的時候，還來不及給女兒命名，此刻，他哪裡說得出女兒的名字來？在整本書中，作為女主人公的幺女的名字始終沒有出現過，沒有名字，是不是也是一種李登輝所說的「作為台灣人的悲哀」呢？
父親被捕之後，曾遭到慘絕人寰的刑求，士兵用鐵絲穿過他的手掌心，將他與其他兩名被捕的教授像畜生一樣串在一起，「那種痛楚以焦灼的熱氣搏動著，讓他不禁扭動背部。他每一抽搐，其他人就發出抗議聲——每個哆嗦都沿著鐵絲迴蕩下去」。父親靠著醫生的技能幫助軍官治療痛風病，得以倖免於難，其他兩名教授已成為搶下亡魂。之後，他被關押在綠島的生活，反倒如同索忍尼辛所說的「地獄的第一層」。
十一年後，父親回來了，卻失魂落魄、精神萎頓。他不能忍受二兒子養鳥，因為看到籠中鳥就聯想到自己的牢獄之災，偷偷將鳥全都放飛了。他與從軍的大兒子以及作為外省人和空軍飛行員的大女婿發生激烈衝突——「他壞掉了。」大兒子忿忿地說。父親讓女兒陪他去找當年因告密而受難的獄友道歉，對方卻冷冷地對他說：「你心裡的擔子，你自己去擔。請不要來找我，我對你無話可說。」原諒與寬恕從來就是奢侈的品格。戲曲故事中的大團圓從來沒有在現實生活中出現過。
同時，便衣警察時常出現在他們的生活中。父親出了小監獄，又進入大監獄，整座島就是個大監獄。不僅他本人如此，全家人都如此，即便後來在軍中升任少將的大兒子也是如此——他終身沒有成家，或許從小體驗到的家庭破碎的痛苦，讓他不敢再有組建家庭的奢望。選擇跟國民黨當局站在一邊的大哥，跟在海外接受台獨思想的妹妹，在精神上形同路人。
母親和大姐則在教會中尋求慰藉，她們成了虔誠的基督徒。母親經常到空無一人的教堂中沉思。「時間對她來說猶如繞著圓形軌道行駛的火車，乘客迷失在誘人的搖晃中，迷失在紛紛掠過的美麗風景中，不知不覺，最後才發現自己困在同一地方，也就是當初啟程的所在。」雖然虔誠，母親卻很難開口禱告，「上帝的存在是為了讓我們服侍祂，為了自己凡俗的事情向祂開口，令母親深感羞恥」。最終，母親盯著十字架，在心中對上帝說話：「他是好人，拜託，我們吃夠多苦了，我替他懺悔，別在意他了。為了我，你卑微的僕人。」這種苦，比黃連還苦。這種痛，比鐵絲穿過手掌還痛。
獨裁體制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讓受害者及其家人終身為囚徒。二二八不是一天，六四也不是一天，它們是每一天，每一年，貫穿生命中所有的日子。在本書結尾處，作者如是說：「我們在幾十年前那個三月所發現的痛苦裡，裡頭並未隱藏任何崇高的東西，那個月份不停綿延下去，遠遠超過月曆的界限。那年三月不只是一頂紀念帽或一件紀念衫，更不是博物館墻上的一幀照片。」它是一個故事，卻又不僅僅是一個故事。
流亡者的不歸路：不自由，毋寧死
《綠島》的另一名主人公是流亡海外的政治通緝犯唐家寶，作者坦言取材自彭明敏、江南、陳文成、林義雄的綜合體。有趣的是，小說在寫唐家寶的故事時，也如同歷史學家或新聞記者般呈現台灣及國際時勢的真實變化，彭明敏、江南、陳文成、林義雄等人都在小說中作為敘事背景一一出現。敘事者及視角的巧妙轉換，真實人物與虛構人物之間呈現出一種奇特的張力與映照。正如許多試圖重寫歷史的小說家一般，楊小娜在意的不是複製細節，而是提供一種身歷其境、進而能心存同理的體驗。「如果沒有小說這個媒介，我們又該如何感受這些曾發生過的事實？」
唐家寶逃亡美國，作為客人來到女主人公的家中，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原本在美國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被打破了。國民黨政權的外交官、特務頻頻出現在他們生活中，威脅加利誘，所形成的巨大壓力，讓這個本來平淡如水的家庭及婚姻產生了深深的裂痕。女主人公再次回到父親受難的歷史情境中，那段家族史在漆黑的地底下已腐爛、凝聚成煤塊，冰冷，卻隨時可能被重新點燃。
如果你要挺身反抗國民黨，自由的美國也不再是絕對可靠的安全屋，正如唐家寶所說：「監視就是這整件事的核心。自由不就是可以私下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舉一動都被記錄下來、被人舉發，然後受到懲罰嗎？搭公車的時候，不用去想那個緊抓皮包的老太太，是不是注意你怎麼坐、坐誰旁邊。每件平庸的小事都被記進大檔案裡，在調查員檯燈強光的照射下，每個平凡的舉動都變得別具意義？失去自由不是行動上的限制，而是那種無止無盡受到監視的感覺。」對此，我個人有極為深切的體驗：生活在北京時，我和家人過著沒有任何隱私的、完全透明的生活：朋友發來一起吃飯的邀請，我還沒有決定是否赴會，國保警察就上門來阻止了；每當在地鐵站台上候車時，我一定不會站在第一個，因為我擔心特務會突然將我推下軌道，製造意外事故——我的汽車的剎車就被破壞過，修車師傅說這種奇特的狀況讓他百思不得其解。危險有些是真實的，有些是自己疑神疑鬼想像出來的，但久而久之，你已經分不清楚是真是假了。所以，到美國之後，我在買房和買車之外第三件購買的必需品就是槍——沒有槍，就沒有安全感；儘管有了槍，未必就安全了。
唐家寶死於國民黨特務的暗殺，那一刻：「子彈撕裂了他的胸膛，但動作不夠快，第二枚子彈擊中肩頭。他聽到槍手發出悶哼，但也許那是他自己發出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吶喊，憾恨與訝異，充滿著淚水，也或許是鮮血。他諷刺又哀傷地意識到，父親當初就是如此死去的：離家近在咫尺，就在街道上。」
女主人公和丈夫將唐家寶的骨灰帶回台灣，帶給他的遺孀。他們為未能保護好家寶而表示歉意。家寶的遺孀卻說：「你們救了他，你們給他自由。……至少他有機會嘗到自由，而且有機會寫書。」這一番對話，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如同聖經中所說「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等祂施行公理，叫公理得勝」。自由人終於向死而生。
與蔡醫師一樣，唐家寶也不是英雄。唐家寶拿過國民黨的錢，或許這個細節影射施明德？這個世界本就沒有人們想像中的完美無瑕的英雄。多年之後，女主人公整理出版了唐家寶留下的手稿，只印了五百本。在民主化的台灣，沒有多少讀者對這段已成為歷史的他人的故事感興趣了。
誰是「台美人」？
小說的扉頁引了兩首詩。第一首是綠島小夜曲，第二首是美國女詩人Jane Hirshfield的〈原本是這樣的：你本來是快樂的〉：「你的故事是，你本來是快樂的，然後你會悲傷，你睡著，你醒來。有時你吃苦栗（chestnuts），有時吃甜柿（pessimonn）。」
《綠島》的作者楊小娜是第二代移民，原本不懂中文，為了寫作這本書，為了尋找自己的根，成年後才重新開始學中文。學會了中文，才可以閱讀大量史料，才可以訪談數十位參與台灣民主化的人物。這本用英文寫成的小說，也仿佛記錄了作者身份認同覺醒和確立的歷程。身份認同可以是牢籠，也可以是歸屬。楊小娜說，通過寫作，「讓我進一步深思自己有一部分身為台灣人的意義為何？我的責任又是什麼？寫出這段獨特的歷史，也是承認台灣是我認同中重要的一部分。」
小說的女主人公曾拒絕面對昨日的自己：「我想起成長期間曾經厭惡自己家人的種種時刻：我憎恨父親、嫌惡母親、對手足滿懷怒氣。我曾經暗想：全世界有這麼多家庭，我為何偏偏生在這裡？仿佛只是偶然的命運將我們兜在一起。現在我明白有種東西比命運還強大，那就是選擇。它醜陋平凡又缺乏浪漫，但正因如此而獲得力量。」選擇帶來責任，選擇也帶來自由。
我在美國認識的最優秀族群之一，就是「因真理得自由」的、堅韌不拔的「台美人」。我的「台美人」朋友比中國背景的移民朋友多。「台美人」身份的確立，有一部分是對蔣介石的重新認識。「搬到美國以後，我才開始把蔣介石當成獨裁者。可是獨裁者這個字眼把他化成石頭，一個交通圓環的雕像，或是掛在墻上的肖像。他是個人，每天吃飯、撒尿、拉屎跟做愛的人。」此前，她一度覺得蔣很英俊，「迷人的笑容，仁慈的眼神，還有充滿活力的八字鬍。沒有希特勒的尖銳或是弗朗哥的沉重」。然而，這個看似仁慈的老人其實是躲藏在幕後的加害者，是加害者的總頭目。歷史學家找不到蔣介石親自下令二二八屠殺的手令，歷史學家也找不到鄧小平親自下令六四屠殺的手令，但若非他們親自下令，軍隊無法調動，屠殺不可能發生。楊小娜追問說：「我們之所以被拋入集體的苦難，到底是因為身為台灣人——命運使然，還是只是因為平凡如俗人的野心背離我們人民的福祉？」在這一意義上，並非所有來自台灣的移民都是「台美人」，那些崇拜蔣介石、認同國民黨威權主義意識形態和歷史敘事的移民，雖然來自台灣，卻不是「台美人」。
「台美人」固然有「作為台美人的悲哀」，但他們在美國認同之外，還有對台灣的國族、精神與價值的認同，比起拒絕認同「中國」這一大詞的我來幸運得多。關於「台美人」的身份認同，書中有三個細節發人深省。第一個細節是，女主人公離開台灣赴美時，父親給他一個裝滿泥土的玻璃杯，請求她裝入箱子中帶到美國。父親說：「我們家菜園的土。我要你記得，別忘記。」女兒很不耐煩，卻又不得不接受這個禮物——「別忘記，他的話語既是命令也是請求」。
第二個細節是：當女主人公和丈夫小偉來到警察局處理家寶遇刺案件時，小偉英文流暢，但在向警察講述家寶的背景時卻不免支吾：「他在我的國家非常有名，國民黨的手下冷酷無情，我確定是他們殺害了他。」警察不知道有一個叫「台灣」的國家，問他說：「你是指泰國嗎？」小偉糾正說：「台灣，中華民國，不是泰國。」但對方更糊塗了。
第三個細節是：女主人公在美國出生和長大的女兒寫一份家庭作業，寫父母的故事，寫媽媽是從中國來的。女主人公糾正說：「我不是中國來的。」女兒反問說：「奶奶郵寄東西的箱子上明明寫著中華民國。」女主人公再次解釋說：「中華民國不是中國。」女兒更加糊塗了：「那他們為什麼叫它中國？」她怒氣沖沖地擦掉作業中的單詞。暗色橡皮擦屑完美表達了她的挫折感。
在某一個歷史時刻，台灣不得不依靠「中華民國」來「借殼上市」；但在另一個歷史時刻，台灣需要從「中華民國」中破繭而出。當那個時刻來臨時，「台美人」將比我這個「今生不做中國人」的美國人更幸福。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