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如阿富汗、北韓、馬來西亞、緬甸也都是禁止多重國籍的國家。其他有條件承認多重國籍的國家包括：日本和新加坡（只限22歲以下的公民擁有外國國籍）；印尼（只限18歲以下的公民擁有外國國籍，年滿18歲需要在3年內選擇一個國籍）。韓國（外國人及南韓人跨國婚姻中的子女、因外國出生獲得雙重國籍的人士，才能有雙重國籍）。
雙重國籍助長更激進的政治「譴責」
在全球化的時代，雙重國籍越來越普遍，也成為許多國家修法的趨勢。雙重國籍可以影響當事人對國家的效忠程度，但由於高端人才的流動性強，越來越多國家允許或默許公民持有他國護照，也帶來人員、物資和文化等方面交流的便利，並可以要求其行使繳稅和財產證明的義務，總體而言本國仍能獲利，並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雖然承認雙重國籍的國家不在少數或可能越來越多，但這顯然會加劇這些人對雙邊國家的疏遠感，甚至助長更激進的政治「譴責」，尤其在分裂國家，像中國和台灣(憲法上一中各表)。即使承認自治權，比如中國境內的個自治區，可能也會削弱較大族群的紐帶，除非假設紐帶早先就存在，並且很大一部分少數民族認同較大的族群。然而，這樣的假設通常過於樂觀。如果這些紐帶不存在或仍然很弱，則需要在多數社會與少數族裔之間就構成「公正關係」的內容並進行真正的對話，通過這種對話可以認識到差異，雙方並希望這種對話將加強而不是削弱。事實上，這更不容易。尤其在挑起民族「敏感的神經線」，比如內蒙的語文教育，肯定又要「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
「國籍」可以作為效忠和認同的適當焦點嗎？
越來越多的人對這種區別對待的公民身份對公民融合的影響進行了廣泛積極的評估。一方面，左傾的學者抱怨說，多元文化政治通過將「政治努力從普遍主義目標上移開」，並破壞了建立廣泛的，支持雄心勃勃的再分配政策的聯盟的努力，使平等政策更加難以實現。另一方面，像穆罕默德卡通事件（《日德蘭郵報》此描繪穆罕默德的12幅漫畫，導致穆斯林民眾的抗議，也帶來部分極端主義分子的恐怖威脅）。 巴黎（2005），倫敦（2011）和斯德哥爾摩（2017）以及歐洲的一系列恐怖襲擊，導致對多元文化政策的強烈反對。人們認為，對多元文化權利的要求實際上是對更大社會的包容的要求，這一點已經受到質疑，尤其是在穆斯林移民中。
「忠誠」成了普遍主義義務原則時仍多存爭論
前港督麥理浩男爵談到怎樣培養港人對英國的歸屬感，他說： 「我們不可能強迫港人效忠英國，但若能培養港人的自豪感，則應該是有效的替代品。」他將「忠誠」變成了普遍主義原則，但對於諸如與忠誠和感恩相關的特殊性義務與因其人性而應歸於所有人的普遍性義務之間的關係，仍存在許多爭論。忠誠之類的特殊義務必須被視為特殊的義務，不僅是我們共同人類的產物，而且是我們社會的產物，是協會紐帶的自我實現意義的產物，最重要的是友誼，也包括其他各種協會的產物。在我們蓬勃發展的過程中，聯繫構成了我們的身份和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