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nited State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USCIS）10月2日發布新的政策指南，強調凡是申請移民的「共產黨員」或其他極權主義政黨的黨員或與之相關的成員，都不會獲得受理。最新指南表示，這些人申請自然歸化與必須要「效忠美國的忠誠宣誓」不符和矛盾，包括宣誓支持和維護美國的憲法及法律。因此，共產黨員不可入籍成為美國人。
新移民法是美國「制裁」中國的措施之一
今年以來，美中兩國在貿易戰、新冠病毒疫情、對華為公司的制裁、香港等問題上的矛盾爭端步步升級，加上近年許多中國學者和留學生被指控竊取美國科技機密的間諜案出現，新的移民法是美國系列「制裁」中國的措施之一，其中包括逐步收緊針對特定人員及留學生的赴美簽證。新的移民法主要是衝著中國來著，十分明顯。最新指引中的新增內容，主要是表明要嚴格執行聯邦移民法的要求，明確規定要阻止共產黨員及相關人員等在美國獲得移民或永久居民身份。
新指南說，這項「不可受理依據」不是川普的一己所為，而是美國國會通過的「應對美國安全威脅更廣泛法律」的一部分。除非有豁免，否則任何是或曾經是美國國內或外國共產黨及其他極權政黨成員，或與之相關成員的移民，都不被允許進入美國。此政策適用於謀求移民身份的外國人，例如人在美國境內的共產黨員申請將身份調整為合法永久居民的身份。之前，美國的移民法規定外國人歸化成美國公民後，可保留國外公民權， 但進出美國時必須使用美國護照。在海外使用它國護照，並不與美國法律衝突。新的移民法令人不禁想起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
對國家的忠誠與愛國心不是演戲，而要內化為氣質
國籍、忠誠、愛國主義，平常不太掛在嘴上，不過，在特定場合，比如出入國境、選舉投票，歐陽娜娜跟人合唱《我的祖國》等，都要被嚴格檢視。對國家的忠誠與愛國心，當然不是演戲，而必須要不斷地內化為氣質。升旗降旗國歌就是從儀式上培養愛國心的行動。你多久沒參加升旗典禮、唱過國歌了？我上學的時候，不但每天要升旗降旗典禮，連到戲院看電影上映前也要唱國歌；電視開播及收播時也要播放國歌。當權者認為這些都是「威權時代的餘毒」，後來就全免了。不管我們叫「台灣」還是叫「中華民國」，但總有一面國旗，總有一首國歌；不管你說國歌歌詞裡的的「黨」是指「國民黨」，所以你不愛唱，但要改國歌很麻煩，你可不可以就把它當成「鄉黨」，大家一起來唱。台灣自以為掙脫威權更加民主，搞得大家「沒國可愛」，「國家認同」出問題，要怪誰？殊不知美國的「愛國教育」從小做起，從未歇止。小孩在美國讀過小學的家長或許會知道，美國學生上課前，都要一起背誦一段《效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向美國國旗以及美利堅合眾國表達忠誠。內容是：
"I pledge allegiance to my Flag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我謹宣誓效忠我的國旗及效忠所代表之共和國，未可分裂之一國，自由平等全民皆享。」
原來美國早有「國土分裂」的問題。「德克薩斯獨立運動」的支持者認為，德州是1865年受到美國強迫而合併，因此不予以承認，並於1995年12月成立了自己的「德克薩斯共和國」，並制定憲法，規定凡是在德克薩斯州居住滿6個月的人即為德克薩斯公民，號召每年7月4日參加公民投票，以要求脫離美國獨立。上述的《效忠宣誓》，在德州，小朋友宣誓完畢後追加「州旗」效忠宣誓。可見，美國對國家領土的完整是多麼重視，甚至一直有點緊張。準此，美國對於中國的「疆獨」、「蒙獨」、「港獨」又何立場呢？
國籍、忠誠、愛國主義，是不是要一直那麼緊張？
國籍、忠誠、愛國主義，是不是要一直那麼緊張呢？公民身份作為一套公民、政治和社會權利以及一種政治實踐，可以幫助產生接近理想的身份和歸屬感。這一說法掩蓋了關於如何表徵公民身份和國籍之間關係的重大分歧。有些人認為公民履行其綜合職能的能力取決於並以共同國籍的先前存在為基礎，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在多元化的條件下，國籍不能作為效忠和認同的適當焦點。現代民主國家的集體身份應該以超越文化差異的更為抽象和普遍的政治和法律原則為基礎。這場辯論引起了對公民身份在以高度複雜性和內部多樣性為特徵的當代社會中可以發揮的作用的不同評估。
尤其，不必把一切事都無限上綱歸結到「國籍」、「忠誠」問題。法籍華裔作家高行健獲得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中國只把他當作「華人」，沒把他當作「中國人」。基本不是因為他已經歸化為法籍；而是他基本把「文學」和「國家」的界線劃得很清楚。高行健心中的「國家」不只是中國，也包括他歸化的法國。
高行健：文學不可成為政治的工具
高行健在瑞典皇家科學院發表了題為《文學的理由》的演講上說 :
「文學也只能是個人的聲音，而且，從來如此。文學一旦弄成國家的頌歌、民族的旗幟、政黨的喉舌，或階級與集團的代言，盡管可以動用傳播手段，聲勢浩大，鋪天蓋地而來，可這樣的文學也就喪失本性，不成其為文學，而變成權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這剛剛過去的一個世紀，文學恰恰面臨這種不幸，而且較之以往的任何時代，留下的政治與權力的烙印更深，作家經受的迫害也更甚。文學要維護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成為政治的工具，不能不回到個人的聲音，也因為文學首先是出自個人的感受，有感而發。這並不是說文學就一定脫離政治，或是文學就一定干預政治，有關文學的所謂傾向性或作家的政治傾向，諸如此類的論戰也是上一個世紀折騰文學的一大病痛。與此相關的傳統與革新，弄成了保守與革命，把文學的問題統統變成進步與反動之爭，都是意識形態在作怪。而意識形態一旦同權力結合在一起，變成現實的勢力，那麼文學與個人便一起遭殃。」
摩里森（Toni Morrison）說：「文學就是黑人文學」
中國之所以不提高行健，重點在於他的文學主張，根本上是與共產黨「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藝政策完全背離的，因此，高行健的作品在中國的書架上是找不到的：《靈山》在網路上是買不到的。高行健把文學的位階提升到心靈的層次。他說：
「文學就其根本乃是人對自身價值的確認﹐書寫其時便已得到肯定。文學首先誕生于作者自我滿足的需要﹐有無社會效應則是作品完成之後的事﹐再說﹐這效應如何也不取決于作者的意願。」
「我以為﹐現今一個作家刻意強調某一種民族文化總也有點可疑。就我的出生﹑使用的語言而言﹐中國的文化傳統自然在我身上﹐而文化又總同語言密切相關﹐從而形成感知﹑思維和表述的某種較為穩定的特殊方式。但作家的創造性恰恰在這種語言說過了的地方方才開始﹐在這種語言尚未充分表述之處加以訴說。作為語言藝術的創造者沒有必要給自己貼上個現成的一眼可辨認的民族標簽。」
高行健得獎前後經常來台灣，當時的文建會為他安排到台灣各地與本土作家對談。「《土地、人民、流亡--葉石濤、高行健》文學對話」這一場在台南舉行，我特別去參加。果然，主張「沒有土地，那有文學？」的葉老和他的對話，只能「各自表述」。其實，文學是甚麼？藝術是甚麼？亙古以來也都是「各自表述」。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非裔女性作家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一生撰寫過11部小說，從奴隸體制談到種族歧視，聚焦於非裔美國人的歷史。她就說：「文學就是黑人文學」。政客習慣把「國家民族」作為神聖不可侵犯，必須忠誠的「神主牌」來檢視政敵和人民；但對高行健來說，思想自由、文學自由才是他效忠的標的。
全球允許雙重國籍的國家很多
忠誠本質上是排斥性的嗎？忠誠度通常被視為一種特殊的美德。「雙重國籍」的人對雙邊國家都宣誓效忠，會不會造成矛盾呢？全球允許雙重國籍的國家很多，包括：泰國、越南、愛爾蘭、比利時、冰島、波蘭、丹麥、法國、芬蘭、盧森堡、葡萄牙、匈牙利、義大利、英國等。臺灣中華民國也允許雙重國籍，但外國人歸化中華民國國籍須放棄原國籍（特殊功勳者及高級專業人才除外）。在臺灣具有戶籍者不得領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否則會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但對香港（含英國國民（海外）國籍）和澳門居民則無限制。並規定雙重國籍者不得擔任元首、政府官員、公務員、陸海空將官。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看來好像是「鐵板一塊」。按中國的國籍法規定，中國公民定居在外國，並自願取得或加入外國國籍後，便自動喪失中國國籍。中國很多人想移民或者已經移民，更多的人去了美國，加拿大生孩子，只是為了給孩子一個外國國籍，但只要不向中國提出放棄，仍然有中國國籍。也就是說，中國公民可以獲得外國國籍，但中國政府並不予以承認，除非本人正式聲明放棄中國國籍。因此中國人持有兩三本護照是很普遍的。
其他如阿富汗、北韓、馬來西亞、緬甸也都是禁止多重國籍的國家。其他有條件承認多重國籍的國家包括：日本和新加坡（只限22歲以下的公民擁有外國國籍）；印尼（只限18歲以下的公民擁有外國國籍，年滿18歲需要在3年內選擇一個國籍）。韓國（外國人及南韓人跨國婚姻中的子女、因外國出生獲得雙重國籍的人士，才能有雙重國籍）。
雙重國籍助長更激進的政治「譴責」
在全球化的時代，雙重國籍越來越普遍，也成為許多國家修法的趨勢。雙重國籍可以影響當事人對國家的效忠程度，但由於高端人才的流動性強，越來越多國家允許或默許公民持有他國護照，也帶來人員、物資和文化等方面交流的便利，並可以要求其行使繳稅和財產證明的義務，總體而言本國仍能獲利，並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雖然承認雙重國籍的國家不在少數或可能越來越多，但這顯然會加劇這些人對雙邊國家的疏遠感，甚至助長更激進的政治「譴責」，尤其在分裂國家，像中國和台灣(憲法上一中各表)。即使承認自治權，比如中國境內的個自治區，可能也會削弱較大族群的紐帶，除非假設紐帶早先就存在，並且很大一部分少數民族認同較大的族群。然而，這樣的假設通常過於樂觀。如果這些紐帶不存在或仍然很弱，則需要在多數社會與少數族裔之間就構成「公正關係」的內容並進行真正的對話，通過這種對話可以認識到差異，雙方並希望這種對話將加強而不是削弱。事實上，這更不容易。尤其在挑起民族「敏感的神經線」，比如內蒙的語文教育，肯定又要「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
「國籍」可以作為效忠和認同的適當焦點嗎？
越來越多的人對這種區別對待的公民身份對公民融合的影響進行了廣泛積極的評估。一方面，左傾的學者抱怨說，多元文化政治通過將「政治努力從普遍主義目標上移開」，並破壞了建立廣泛的，支持雄心勃勃的再分配政策的聯盟的努力，使平等政策更加難以實現。另一方面，像穆罕默德卡通事件（《日德蘭郵報》此描繪穆罕默德的12幅漫畫，導致穆斯林民眾的抗議，也帶來部分極端主義分子的恐怖威脅）。 巴黎（2005），倫敦（2011）和斯德哥爾摩（2017）以及歐洲的一系列恐怖襲擊，導致對多元文化政策的強烈反對。人們認為，對多元文化權利的要求實際上是對更大社會的包容的要求，這一點已經受到質疑，尤其是在穆斯林移民中。
「忠誠」成了普遍主義義務原則時仍多存爭論
前港督麥理浩男爵談到怎樣培養港人對英國的歸屬感，他說： 「我們不可能強迫港人效忠英國，但若能培養港人的自豪感，則應該是有效的替代品。」他將「忠誠」變成了普遍主義原則，但對於諸如與忠誠和感恩相關的特殊性義務與因其人性而應歸於所有人的普遍性義務之間的關係，仍存在許多爭論。忠誠之類的特殊義務必須被視為特殊的義務，不僅是我們共同人類的產物，而且是我們社會的產物，是協會紐帶的自我實現意義的產物，最重要的是友誼，也包括其他各種協會的產物。在我們蓬勃發展的過程中，聯繫構成了我們的身份和要素。
互惠互利是許多忠誠度的一個特徵，通常忠實的個體對個體的忠誠是一個規範性的期望，即個人忠誠的，集體也將因此而忠誠。正如我們將國家擬人化一樣，在某種意義上將自己視為負責任的行為者。
有某些理由支持對忠誠度的限制更為嚴格。認為核心忠誠度，傾向於確保我們特定群族的完整性。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的道德義務包括我們與其他人的關係。忠誠將部分地構成並維持這些特定其他人的生活。放棄狹義或短期的個人利益可能會更好做為美德。如果我們進一步論證道德的核心與人們之間的關係質量有關，無論他們是人類同伴，還是他們所形成的各種聯繫群體，忠誠度將構成該關係網絡的重要方面。
被國家「奴役」而習慣成自然也是「忠誠」的美德？
有些人根據其特定的美德理論否認忠誠可能是一種美德。例如有人辯稱，由於忠誠度可能處於「劣勢」地位，並且因為一旦形成忠誠度，它不僅要求我們暫停對其目標的判斷。如果我們還應保留良好的「判斷力」，會被認為高舉的美德地位被破壞了，但美德在內部與良好判斷的觀念是有內衝突的。
這存在兩個問題。首先，對美德的理解可能被認為過於嚴格。與忠誠一樣，盡責和誠意也可以針對「不值錢的事物」，但出於這種原因，盡責和誠意不會因為美德而失敗。考慮到這樣的觀點是有爭議的，即美德不僅是使某些形式的共同生活成為「可能」和「可以忍受」的實際性格，而且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做到這一點的。正如當代美德倫理學的創始人菲利帕·富特（Philippa Foot）所說，通過「 有些誘惑被抵制，或者缺乏動力去使自己變得好」也可能已經能夠將它們容納在美德目錄中。換句話說，對國家的忠誠，是可能因為外部「更大的誘惑」或「自己已經習慣被國家『奴役』」而習慣成自然。忠誠者必須概括承受。
國之將亡，還有甚麼「青年生涯規劃」？
忠誠掛勾在美德，概念上和規範上都是混雜的。其中，「實質性美德」包括同情心、仁慈和寬容；而「行政性美德」包括誠意、勇氣、勤奮和盡責。實質性的美德激勵我們採取良好的行動，即行善，並且對我們與他人的道德關係（以及在審慎的情況下，也對我們自己的利益）至關重要。行政美德有時被稱為「意志的美德」，對於實現實質性美德對我們的要求，對我們的同情心的誠意，對我們的仁慈的勇氣，對我們的慷慨的盡心盡責至關重要。
至於什麼是「愛國主義」？標準定義為「愛一個國家」。但它可能被認為太薄弱。《以眼還眼？死刑的道德》(An Eye for an Eye?: The Immorality of Punishing by Death)的作者史蒂芬·納參森（Stephen Nathanson）將愛國主義定義為：「對自己國家的特殊感情；對國家的個人認同感；對國家福祉的特別關注；願意犧牲以促進國家的美好。」特殊的感情和愛之間沒有太大的區別，一個對自己國家的愛沒有得到任何特別關注的人幾乎不會被視為愛國者，一旦包含了這一點，就意味著願意為一個國家做出犧牲。
「為國家做出犧牲」具體的做法就是「當兵」，就是「尊敬軍人」。就像生病的人上醫院，醫師不可以躲起來；一旦打起仗來，軍人必須上前線。台海情勢緊張，民代及輿論掀起恢復徵兵制及女性徵兵服役的討論，國防部卻說，「考量常備及後備部隊人力均屬充足，有關恢復徵兵制及女性徵兵服役議題，因涉及青年生涯規劃、社會多元觀點、國軍訓練能量、尖端科技發展及兵力結構組建等因素，應審慎評估。」國之將亡，還有甚麼「青年生涯規劃、社會多元觀點」？以色列實行徵兵制，大多數以色列人（無論男女）都在18歲時徵召入伍。服過義務兵役後，以色列男子轉入國防軍預備役部隊，每年從事幾個星期的服務，直到40歲為止。台灣人如果沒有準備要「為國家做出犧牲」，說甚麼「愛國」，都只是嘴泡罷了。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